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作者简介：贾康，男，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041-12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征程，经过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策层一步步地把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清晰化。三中全会解决的问题，是改革深水区必须要做的顶层规划，形成了“60条”，它是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但是已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设计。四中全会则把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非常明确地推进到司法改革、行政体系改革，以及宣传上不直接说但是回避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五中全会是系统化地对这种大政方针所依据的发展理念做了合乎逻辑的条理鲜明的表述：以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当然，要实现这一系列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方略，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抓住核心，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优化操作路径，最终实现我国一直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从现实来看，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的核心问题便是供给侧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遵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基本方向。正如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一幅著名题词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把它进一步对应到我们现在要实现的现代化发展上，就是要把握好人类文明进程最基本的大势。

　　所谓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推进，归结起来有哪些只能顺应、不可能反向而行的基本潮流呢？第一条是工业化，中国的落伍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拉开近现代史帷幕，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终于在20世纪，出现三件大事依次展开，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一五”为标志展开了我国真正的工业化进程，以大规模经济建设，力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三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形成“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构想，取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另一个潮流是城镇化，这是工业化发展必然伴随和匹配的载体，也是使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出路。此外，市场化和国际化，当然是我们必须迎合的潮流，邓小平把这看得很清晰，说得非常到位：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是什么？市场化取向，一直走到南方讲话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开放是什么？全球化取向，义无反顾地加入国际竞争，到千年之交有了锁定全面开放格局的入世，以及现在必须进一步做好的开放发展。此外，适应技术革命的发展与突飞猛进，还必须把握高科技化或称信息化的潮流；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要推进法治化、民主化，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与发展民主政治。

　　适应上面由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民主法治化汇合而成的这六大世界潮流，我们必须进行合理的战略布局。我国发展的形势，现在进入了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的阶段，相应于此，中央确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便是一个现实而准确的概括，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到社会、经济、法治和党的建设这四个有机关联的我国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十八大前后，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阶段转变。从GDP增长速度的变化来看，2010年的经济达到10.4%的增速，之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2015年的经济增速掉到7%以下。这一变化总体而言不是一个周期性下降，而是一个新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使用“新常态”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一趋势。“新”是新在经济阶段演变过程中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而“新”后面跟着的“常”，就深入到经济结构怎样优化这个深层问题。“常”是要追求经济运行下行过程中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持的增长质量“升级版”状态，在增长速度下行中，实现阶段性探底以后的企稳，企稳以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高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就“常”了。总书记2014年末在APEC会议上关于新常态的讲话可提炼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中高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转变到中高速；第二个是“结构优化”，实质性的追求是在进入此阶段后，通过结构优化打造经济增长升级版；第三个是“创新驱动”，就是总书记说的“唯改革创新者胜”，别无选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完成攻坚克难，以改革为龙头带动整个生产力新一轮的解放。如何适应这一新常态？怎么掌握好应对之策？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落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关于供给侧结构改革，习总书记已在五中全会后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五句话虽然用语不多，内容却非常丰富，至少可引出如下共识：第一，供给侧决不是简单地否定需求侧，对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合乎逻辑、合乎学理地认识，并注意继续适当扩大总需求。第二，供给侧发力要首先落在“改革”上，是邓小平确立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轨道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且要处理“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复杂而艰巨的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第三，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虽要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美国里根经济学和它的供给学派里的减税为主的主张，但绝对不是简单把里根经济学的基本经验拿到这里套用。我们是一个比它宏大得多的系统工程式的全面考虑，我的认识理解是，总书记所讲的“不是一回事”，不是完全否定那里的可借鉴因素，美国里根经济学里确实有它的合理因素，比如注重减税，但是我们是做全局和长远的把握，是一个系统工程，比之要宏大得多，我们也并不认同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导向。第四，供给侧改革“问题导向”下要解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落实到增长动力体系的成功转型升级。第五，供给侧改革是支持和延续中国“追赶―赶超”的超常规现代化发展跃升过程。 　　总之，实际生活表明，美国、中国等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管理中，“调结构”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政府发挥职能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我们现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层面，就要应对实际生活里的真实图景，而做出我们研究方面的新的努力，使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得到校正。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里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概念讨论开始，推进到关于供给和需求两侧必须增加对称性的讨论，再推进到关于经济发展中动力生成、传导、运行机制的全面把握与认识。这也对应于决策层已经点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体系和供给侧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学理层面简要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是需求，有了需求，才会有后面要满足需求的所有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活动，即供给侧的生产及其必然伴随的要素配置。但是，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1]我们发表的论文里有一个排为三列的表格，第一列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第二列是和这个时代特征对应的生产力视角方面一个个台阶上供给侧的演变与它的创新发力所提供出来的生产工具的代表性创新，第三列是跟前面两列对应的生产关系，即反映人和人关系方面的不同社会形态。最简单地说，人类社会一路发展中，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以分工与合作从事供给侧的采集和狩猎，来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再以后终于演变到人们的供给能力完成了走入农耕文明的农业革命，于是经过一轮季节的更迭，人类社会就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期，通过供给侧提供的产出，不光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的生存需求，而且可以满足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的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按照历史唯物论，这就可以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到了这个发展程度上，人类社会就必然要脱离原来的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状态。

　　再往后，供给侧往上提升供给能力的重大事件，是农业革命之后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以及现在我们面临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1]每一个具体的上台阶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所对应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到现如今最前沿的是什么？是已经形成了的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支持之下，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智能化，以及智能化支撑的“共享经济”――几乎完全超出了人们原来的想象力，经济生活中过去的竞争，有你就无我这样一个基本的排他逻辑，现在可以一下子转到另外一方，就是大家共享。虽然现在看到的还是某些点上的突破，但是苗头与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跟着这个生产力新台阶往上走，我们的人际关系，即所谓生产关系视角上我们已经接受的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增长，共赢多赢式的发展，就是习总书记就任以来在国际国内场合多次明确宣布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些就反映着人类需求和需求的满足，是跟着供给侧一个个台阶往上演变，对应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回到基础学理层面，就是一句话的认识：生产力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我们在学理上看清楚这一点以后，再往下要讨论的，就是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体系的认识，其关键也是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和把握。我们过去已经有了需求管理“三驾马车”的增长动力之说，但人们现在已感觉它的局限性太明显了。不能否定“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合理成分，它已经对总量型需求管理不得不做一个结构化的处理，因为要把一个总需求区分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就开始有结构化特征，但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必须传导到供给侧，形成一个对供给侧更复杂的所有要素放在一起的结构化体系，才能引出我们对整个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是原来“三驾马车”之说已经内含、需要延展的一个逻辑链条。但是过去一旦说到供给侧，学术上涉及复杂的结构问题，学者们往往会望而生畏：模型都建立不了，怎么能做出研究成果？另外又有一种安慰――一句话可以把这个难题打发掉：政府只要实行了总量型的反周期操作，熨平波动，市场竞争中要素的流动，会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该卖的都卖出去了，这个时候的结构自然就是合理结构，所以无须再花费多少心思去研究了。

　　这个认识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认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在哪里？我们现在看得也很清楚：这样一个认识隐含的理论假设，是“完全竞争”，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有助于理解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应充分发挥的原理，但这一理论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社会的真实图景，我们强调：不只是中国，就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社会生活真实的图景也是“不完全竞争”，否则无法解释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遭受危机冲击之后，美国政府供给管理的这些举措。

　　我们认为，现在做进一步的深入研讨，“不完全竞争”应该成为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新的假设前提，在研讨理论假设“升级版”的情况下，怎么认识经济运行与发展，怎样把整个动力体系的认知延伸到供给侧以后，对于全套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做正确把握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所以，我们跟着就要讨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间，政府除了反周期，还必须提供优化结构的政策供给，以及政府处理好能够使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制度供给。这都是在供给侧发力，都涉及供给侧改革的概念。

　　从供需互动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做个原理层面的点评，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需求的变化，广义的需求如果按照一般理解，作为人的需求出自人的本性，它是永无止境的。这种永无止境的发自人类本性、称得上“贪得无厌”的需求，不是经济学可以讨论的，经济学所讨论的需求一定要给个定义，就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我们现在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钱包越来越鼓，这就是社会总体上增加着“消费者主权”支配下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要实现于交易中，要使老百姓买到称心如意的好东西，而且“用户体验”上要求升级换代，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应于花钱感受的“获得感”。获得感再进一步说，就是幸福感了。老百姓的“用户体验”要满意，这是需求最基本的趋向。 　　怎么满足它呢？对不起，需求者其实自己不知道到底怎么落实令其更加满意的诉求，一定要有供给侧的成功创新，提供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出品，让他们眼前一亮，欣然购买，把钱花出去，就形成了现实的交易和经济景气因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例子，是信息时代大家都要用手机，乔布斯主导的成功创新的苹果智能手机，刚刚宣布一款新品问世，几天之内，大洋彼岸的中国就会出现对新产品的抢购热潮。我亲眼所见，在北京西单商业区大悦城苹果旗舰店，已经到了夜晚，仍是人山人海排队热购新款iPhone的场景。这种情况，就叫作供给侧发力的真正成功的创新，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在全球化时代成功创新的产品风靡市场的效应，已不是“一呼百应”了，而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看到了这个手机的信息，拿到这个手机的样品，综合考虑下会迅速决定掏钱购买，跟着，巨量的有效需求就体现在市场交易当中，这就成为消费潜力顺利、充分实现的情况下经济活力的释放，就带来更多的繁荣。需求与供给互动所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正是应当从这个角度加深理解。

　　简单地说，贯彻中央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如果看到需供给侧发力，在创新中形成新的转型升级的动力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打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视角，问题导向下，首先抓住的应该是制度供给这个龙头。制度供给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是纲举目张、统领全局的，跟着的是力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层的互动构成我们引领新常态里的“创新驱动”、五中全会说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

　　这就可引出对中国供给侧改革做相关考察分析以后的一个小结：供给侧的改革，就是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上要以攻坚克难深化改革作为核心内涵，优化结构解放生产力，实现动力机制和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

　　三、供给侧改革：可先建构理论模型

　　构建一个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模型，就是把供给侧复杂的要素抽象、归结为五项基本要素：第一，劳动力；第二，土地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能产生增值，带来剩余价值，就有了资本的属性；第四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第五是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要素，在经济动力体系里各自有各自的贡献，是各领风骚的，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里，它们的组合又需要推陈出新。各个经济体的一般经验是，在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过程中，前面三项比较容易被人们清晰感受到它们的贡献和支撑力，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明显改变。从中国自己的经验来说，首先看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中国农村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低廉，形成了我们在国际竞争力上的比较优势，便支持着我们一步步走来发展成世界工厂、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过去传统体制下无法与市场对接，一旦到改革新时期，首先在深圳，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也要招拍挂，即通过竞争机制，于是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利益激励，就使各种主体积极地通过竞争来取得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开发权，后面跟着带出的是一轮又一轮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投资、建设和超常规发展；再看资本：一开始是明显匮乏的，但是有了开放的环境条件，首先便有外资认为到中国市场有利可图而进入，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还带来了管理与技术，于是引发了中国本土上不断在跟进中发展着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到了现在，一般评价认为民间资本已十分雄厚，中国整个市场上不缺钱。这三项在前些年的支撑力是非常明显的，但最近几年，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三项供给侧要素的贡献和支撑力在明显滑坡。

　　劳动力方面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的情况；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我们过去看到它的支撑力，但这些年在城乡接合部征地拆迁补偿成本迅速抬高，本来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还有大约四亿人要从农村到城镇定居，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动力源与引擎发力伴随的就是建成区必须扩大，而这个扩大过程中，这些年形成的讨价还价机制所抬高的综合成本，已经很显然地威胁着我们进一步往前发展的势头了；资本这方面，现在普遍反映资金是雄厚了，但是这些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一边是“三农”的生产经营，还有小微企业，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那些手中有钱的主体不知道该往哪儿投，这两边对不上，其实反映的是经济学中早就讨论的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中国普遍、大量发生，真正处理好这方面升级换代的问题才有出路，一定要有新的一套动力机制。

　　面对上述三项要素的滑坡，要更多地打后面两大要素的主意，即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制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说法，不仅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而且也可以用一个经济学的简单原理得到说明。生产力的传统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如果能够匹配上科技这一因素而做好“乘法”，那么这个生产力放大效应是革命性的，是引领“颠覆性创新”的，所以它是“第一”。

　　需要强调，在中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中必须配上制度创新。西方学者一开始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注意到把前面的传统要素算清楚贡献账以后多出的那一块（所谓“索洛余值”），虽然量化起来困难，但是一定跟科技有关。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把所有东西等量齐观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传统要素之外的科技，但我们还需要吸收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成果，明确地加入制度因素，聚焦到制度和科技这两项。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吴敬琏老师过去所强调的一句话，转轨中在很多特定观察下，“制度高于技术”，因为科技创新在中国转轨中迫切需要由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

　　科技创新自身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创新，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企业要合在一起努力实现的攻关突破，有这么多资金、资源、精力、心血投入下去，一百个项目能成功几个，谁也不清楚，无法打包票，要调动这些创新者的积极性，不是你揪着他的耳朵说你给我出成果他就能提供出来的，必须要有一个适宜的、符合科研规律的制度环境，包括其中的人文关怀。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年初，国务院方面有非常明确的信息，是推出优化学术环境的国办文件，强调不能把官本位行政化的东西施加到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去，此后中央还专门推出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文件，最近中办、国办又联合下发了优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文件，其实就是对应着现实中的科研制度供给上的问题来纠偏。 　　总体而言，供给侧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对此，我的一个观察和认识是，决策上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是“谋定后动”地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从供给侧入手来打造新动力体系，而且是要落到微观主体（企业和创新者）怎么样能够充分发挥潜力与活力之上。

　　四、供给侧改革：三个层面的建议

　　（一）第一层面，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在需求管理方面，观察到有大量的供给管理案例和迫切需要，所以强调传统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亟须打破。比如，领导人一定关心全面小康决胜阶段怎么托“三农”这个底，中国广大农村区域的七千万贫困人口怎么脱贫。这个“底”是一定要托起来的。中央文件现已明确要求“精准扶贫”，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供给管理表述，绝对不是一个总量需求管理的概念。什么叫精准扶贫？是要把七千万人的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对症下药形成一套解决方案的组合，这是一种供给管理方案。七千万人里，有一类可以认定是因为他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一旦认定这一点，那么别无选择，必须采取过去已确立概念的异地搬迁扶贫方式，时间表还很紧迫，再高的成本也必须去做。对于在哪儿找到地皮建新村，怎么组织相关投入尽快把新村建好就显得尤为紧迫。跟着，要组织干部力量逐家逐户去做说服动员，“故土难离”也要离，引导、服务这些人搬过去之后，还要做回访。过去的经验是常常过几个月、大半年，新村的人又跑得七零八落，很多人又回老地方去了，说住不惯，还是原来的地方住得惯，结果还是不能脱贫。所以，一定要巩固搬迁成果，把这件事做到位。第二类，不能认为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在生产上打通门路而致富？必须赶快组织有水平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专家过去，给人家耳提面命，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打开具体的致富门路。另外再有一种可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农村往往一人得了大病拖得全家进入贫困状态，这就需要以大病统筹制度覆盖整个农村，包括所有穷乡僻壤，而且还要在里面配上应急的扶助、救助机制，这才能解决这类人怎么脱贫的问题。还有区域性的怎样突破“要想富先修路”方面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过去对此已有认识，现在时间表带来了硬约束。前些天我在四川凉山州参加一个论坛，那里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属高科技前沿，但又有大片的山区，如著名的木里县，藏族同胞聚居区，一万多平方公里几万人全在山里，他们怎么样脱贫致富？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是必须赶快建成几条交通干道，这是个巨大规模的投入，钱从哪里来？凉山州导入新机制，跟民营企业太平洋建设签订协议，太平洋建设用它的经验和可调动的资金，以PPP方式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修成五条干道。这些都是“精准扶贫”解决方案中必须处理好的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供给管理问题。

　　类似的，其他不同领域、不同视角，有很多供给管理必要性的例证。比如，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现在摆在前面三项的第一项――京津冀一体化，要做的是什么？是问题导向下，必须解决经受时间历史考验、打破三地行政区划局限的高水平建设规划如何形成与实施的问题。现在不得不做的大手笔、大规划是，北京市级的所有管理机构三年之内要搬到五环外通州的潞河镇，打造城市副中心。这使人想起当年的“梁陈方案”，很遗憾大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才发觉“梁陈方案”水平如此之高，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不了，迅速被否定。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问题丛生不解决已过不了日子，必须再来一轮新的改造、大的动迁，当然以后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考验。但愿我们这次把所有的功能区，所有应调整的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里的城乡一体化要求，生态、人文考虑全面，在三个行政区划打破局限性的情况下，做一个高水平的优化方案，这正是典型的供给管理，也是一定要接受历史考验的。

　　科技这方面我有特定体会：当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也是参加核心组讨论的，认为必须排列出一些以举国之力攻关的项目，因为所针对的科技成果，或者是花多少钱外国人也不会卖给我们，或者是外国人手上也没有的，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传统体制下由于国力原因限制，只能节衣缩食做两弹一星，现在可多做一些了，但也不可能很多，结果是以举国之力，落到16个重大专项上。那里面，有一个当时称为绝密的大飞机项目，现在已经无保密必要，官方媒体正式宣布中国国产大飞机已经下线，进入取得适航证阶段，而且中国人现在手上已经拿到来自全球的几百架国产大飞机的订单。这个纠结了中国人几十年的大飞机，是当年下决心要上马的，没有当年的这个供给管理决策，不会有今天大飞机的重大进展。

　　另外，一些重点建设事项也是例证：比如与“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有一个事情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明确意识，但是后来促成了。开始是越南跟我们生事，逼得我们在南海正式成立三沙市，一个地级市对应着22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域，当时只有永兴岛那里有像样的永久据点，有飞机跑道。但既然有了三沙市，除国防之外，对应我们以后的整个发展战略，这几年已不声不响地建成了好几个更大的岛屿，现在网上看卫星图片很清楚，新建岛屿的飞机跑道与永兴岛比都升级了，可以起降最大型的飞机。这样的具体方案设计及其建设，显然对我们全局的战略具有结构优化上的支撑意义，不仅国防上是支撑点，而且我们以后“一带一路”的通信基础设施，成掎角之势的一些后勤补给基地，以及整个通盘考虑的物流体系，统统在这里要组成一套结构优化的基础设施支撑格局。

　　凡此种种，在中国，在这个层面上做一小结：我们除了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之外，必须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国防、重点建设等领域，运用结构性政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促进相关机制（我们称为理性的供给管理）创新改进，以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特别包括制度供给，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发展的后劲。[2]

　　这里所表述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内含着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供给管理天然合理，一定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创新。我们从长期视野、全局视野看供给管理的一句话，是“守正出奇”：守正是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认识、顺应、尊重，乃至敬畏市场，但同时又不是把这一点守好了，把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拿过来就可以使中国一路现代化了，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特点，实现成功的创新，出奇制胜。这种创新未必一定成功，但是我们寻求的是一定要有成功的创新，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的政府相结合，才能以出奇真正支持我们的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 　　（二）第二层面，我们的看法是要针对中国三大基本的国情约束条件，实施成功的创新走过三段战略分期。

　　第一个国情制约，是“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的巨大能源环境压力约束。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首先勾画了中国的一个基本格局：如果以黑河（那时叫“瑗珲”）为起点画线，连到云南腾冲，大概45度角，右下方我们称为东南半壁的部分，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6%或说1/3多一点，但人口比重却占到了96%。这么多年下来，此格局居然没有多大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多少轮的支边？大量人口的迁徙，变来变去，仍然是19/20以上的人聚居在东南半壁1/3多一点的国土上，不要忘了当年胡教授考察时中国是4亿人，现在则已接近14亿人，上了数量级了。所有这些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都要更多耗费资源能源和形成环境压力。这是第一重，我们称为“半壁压强型”基本格局，这已经是一个各个民族国家里的非常之局了，试想美国的版图跟中国差不多大小，但它整个人口规模只有三亿，是中国一个零头都不到；日本也有人口密集的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但它整个人口规模就一亿出头，跟中国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半壁压强，在中国又有第二重叠加：我们这几十年经济起飞中的粗放增长。起飞过程中必然伴有粗放增长特征，但是环境承受力方面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出现雾霾这种危机因素，大气、水流、土壤的污染，进一步威胁到全民的食品安全与生活安全。再有第三重叠加：现已看得很清楚，中国基础能源“以煤为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根本改变，我们的核电、水电比重是下降的，这些年努力发展的风电、太阳能电，基数很低，很长时间内无法挑大梁。当下，企业居民都要用的电，80%是以煤烧出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使用是最困难的。美国已经基本不用煤了，靠什么？石油、天然气、油页岩。而中国石油、天然气要60%以上依靠进口，不可能再提高依存度了。基于我们的资源禀赋条件，就必须突破性地成功实现煤的清洁使用，并纳入各种多方努力的措施的组合之中。这种破解非常之局的非常之策是什么呢？正是要由供给管理形成的一大套系统工程式的方案。这是中国必须解决的特定问题。

　　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考验就在眼前。虽然对这一概念还有争议，但是中央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地从领导人到有关部门一起在讨论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中国人必须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面对中央文件表述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如果处理不好，前面大半个世纪90%的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概率在中国重演的话，我们原来“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就可能变得可望而不可即。这个威胁难道不是国家战略层面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吗？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严重一些，一定要正视中国怎么避免重蹈那么多国家的前车覆辙，而力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是要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解决好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当年非常清醒地给出一条思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致富；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要回过头来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不能解决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是他非常清晰的认识。现在网上不少人情绪化地说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完全不符合历史情况。我不认为邓小平是完人，邓小平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在这个事情上必须说公道话，邓小平非常清晰地特别强调了要坚持走向共同富裕。问题是怎么走？比如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此前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上海、重庆两地启动了房产税试点，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步履艰难。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共享发展是归宿，要优化再分配，走向共同富裕。操作点在哪儿？看来看去，再分配能避得开财产税、房产税吗？恰恰在这个事情上现在我们还没做出无法绕开的立法与制度建设。其他相关的事情还有很多复杂、细致的问题。但别无选择，必须往前走。

　　在国情制约和问题导向下，要解决问题，攻坚克难，时间表上我们必须清楚地划出三个战略分期。第一，全面小康决胜阶段必须实现的2020年的任务目标，一是达到全面小康；二是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其难度比全面小康大得多，全面小康达标只要求未来几年年均GDP增长6.52%以上，再配上社会政策托底，而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则要艰难得多，现在要看再往后，中央怎么进一步做出指导。第二，再往后的十年间，中国那时人均GDP应该在一万美元以上了，再往上走两三千美元，可达到动态比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下沿，那时还要防止出现反复，很多先例是到那时反复了。第三，再后面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从而达成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三）第三层面，我们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意见，主题和基本思路就是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

　　第一，针对这五大要素相关问题，必须逐一考虑对策化的解决方案设计。人口政策方面要及时调整。我们提出放开二胎，后来五中全会宣布的是“放开两孩”，与此仅有微妙的区别。放开二胎怕什么呢？谁撞上大运，前面一胎是双胞胎，也允许他们要二胎，就这点小区别。但是五中全会的中央表述是放开“两孩”，比放开二胎稍微严格一点。现在看，放开“两孩”以后一系列的信息表明，中国人生育意愿在明显降低，很可能需要更积极地考虑后续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并实施优化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战略部署。

　　第二，在土地制度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积极推进重庆“地票”试点，解决好一定要“另辟蹊径”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地票制度有很多合乎逻辑的创新点，而且重庆也在这方面努力积累了经验，已走了七年多，有关部门的态度是只许在重庆试，成都曾经跟进，迅速被叫停――我们认为这不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应当尽快扩大试点范围，总结经验积极推进。

　　第三，在金融改革方面，我们也提出一系列的建议。金融改革在2015年有非常重要的进展，应当乘势巩固存款保险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成果，落实后面的跟进措施。 　　还有第五至第八个切入点，就是科技的供给，人才的供给，资源的供给，环境的供给。这几个要素中，科技不一定追求数量，地方政府也不一定上来只抓高科技，适用技术同样也是有效供给。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重大的决策、重要的项目，请国内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贡献智慧，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就有了人才供给。资源的供给现在要看到全球物流模式在迅速改变，我们怎么样跟上，是做好资源供给的创新。环境供给上，要抓住抓好各个政府所在辖区、各个行业相关的绿色发展、低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