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吗？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在地域范围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辐射了亚洲、中东欧及北非的广袤区域;在合作领域上，涉及制造、能源、采矿、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等多个行业，充分展现了该倡议指导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勠力同心，共同构建经济新秩序的卓越成果。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流量在2016年达到153.4亿美元，占该年度中国对全球投资额的7.82%;2017年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OFDI流量的12.7%。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但庞大的人口数据同样也不容忽视，其人均收入相较世界平均水平，仍处在一个较低层次。这意味着庞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是中国投资者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但同时，这些国家动荡的政治局势、滞后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差甚远的文化环境，都给中国投资者带来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恰当的投资决策，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对中国优化对外投资的战略布局也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众多学者对影响中国OFDI在东道国分布的因素展开探索。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距离、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如：何本芳和张翔[ 1 ]研究发现，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地理距离对OFDI有显著影响;蒋冠宏和蒋殿春[ 2 ]认为，市场和资源是中国OFDI的主要动机;Kolstad和Wiig[ 3 ]则认为，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会吸引中国OFDI的流入。但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及多边合作的深入开展，制度因素越来越成为投资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点，相关研究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制度方面，包括属于正式制度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文化距离。在借鉴诸多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估计，并结合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重点研究以下问题：（1）全面考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重点分析经济制度的相关作用。（2）在投资的不同阶段，进一步探讨经济制度分别对中国OFDI产生怎样的影响。（3）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将研究对象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两大类，具体分析经济制度在中国对这两类国家OFDI中的辩证作用。考察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对改善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布局、因地制宜进行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促进多边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二、文献回顾

　　关于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少学者就此展开研究，但仍存在不少分歧，主要形成了三类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吸引OFDI的流入;反之，如果一国制度质量较差，如腐败现象严重、存在权力寻租行为以及产权制度不完善，都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活动[ 4 ]。孟醒和董有德[ 5 ]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选择制度良好、环境稳定的国家，规避东道国政治风险越来越为中国投资者所重视。祁春凌和邹超[ 6 ]研究发现，中国OFDI会规避“弱效制度”，寻求“强效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OFDI会倾向于拥有良好经济和法治制度的国家，且其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程度越高，中国OFDI规模越大。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截然相反，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反而会对投资产生阻碍。Buckley等[ 7 ]主张一国政治越腐败，吸引的OFDI规模越大。Kolstand和Wiig（2012）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田原和李建军[ 8 ]以“一带一路”沿线的45国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中国OFDI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且经济制度质量和法律制度质量对OFDI的影响均显著为负。第三种观点认为，同一个制度变量在不同的经济体和不同时期对投资产生的影响都有差别，制度因素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投资目标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邓明[ 9 ]通过10年间中国对7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良好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会促进OFDI的吸收，而当投资目标转变为发达国家时，这两项制度却不再拥有同样的影响。王恕立和向姣姣[ 10 ]基于双重约束视角，从母国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两方面来考察影响中国OFDI的因素，发现在投资选择阶段，OFDI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而在投资规模阶段，OFDI则倾向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市场和资源寻求型OFDI比技术寻求型OFDI更依赖东道国优越的制度环境。周经和张利敏等[ 11 ]检验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决策的影响，实证表明若东道国为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制度接近性”，即中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越小，投资规模越大;若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结果则全然相反，制度距离越远，投资规模越大。 　　 综合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发现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仍存在一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变量的细分程度不足。以经济制度为例，目前常用的方法是以“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包含的6个子指标来衡量一国经济制度的优劣，现有的文献大多取其平均值作为经济制度变量，但这6个子指标对投资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导致研究结果较为粗略。第二，中国对外投资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出于现实投资的多方面考虑，中国对部分经济体的投资额在某些年份为零或负值，一些学者在筛选样本时，就会将这些经济体去掉，但其同样表现了中国OFDI的投资意愿，如此做法最终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偏差。鉴于以上考虑，本文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为研究对象，将东道国经济制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顾及投资的现实特征，采用Heckman两步估计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充分考察经济制度对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的具体作用，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处理

　　（一）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

　　参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以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是非连续性的，即对部分国家某些年份的投资額为零或负数。这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在综合考量了东道国的市场制度环境等因素后做出的投资选择。若是直接将样本数据中的这些零值或负值剔除，会导致最终回归结果的偏差。为了解决这种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借鉴了相关学者的计量设计（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采用Heckman（1979）构建的两阶段选择模型来规避偏差。Heckman的两步估计将投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Probit选择模型，决定投资与否，考察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东道国的因素;第二阶段为修正后的投资规模决策模型，验证影响中国OFDI规模的综合因素。模型如下：

　　其中ofdiijt为实际投资规模，若ofdiijt>0，则ofdiijt=1，否则ofdiijt=0;X是解释变量，代表影响中国投资与否的因素;εijt为随机扰动项。式（1）为投资选择阶段，式（2）为投资规模阶段。式中γijt为逆米尔斯比率（即Mills逆），根据一阶段的Probit计算得出，以规避样本的自我选择误差。逆米尔斯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二）基准模型

　　结合本文的实际研究内容，基准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Anderson，1979），并结合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以变化。在考虑影响中国OFDI的传统因素，如东道国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和市场吸引力、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加入文化距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三个核心变量，重点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经济制度的影响。由于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蒋冠宏等（2012）的做法，将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滞后一期，得到具体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ofdiijt表示中国对东道国j国t年的OFDI流量，若ofdiijt>0，则ofdiijt=1，否则ofdiijt=0。gdp代表东道国GDP总量，pgdp代表东道国人均GDP，resource代表东道国资源禀赋，lab代表东道国劳动力资源。X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东道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指标。γijt为Mills逆，λijt和νt分别为国家及时间固定效应，εijt为残差项。

　　（三）变量解释与数据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本研究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为考察对象，基于这些国家2007—2016年的相关数据展开分析。其中因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流量，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折算成2010年不变美元价，解释变量则包括：

　　1.经济制度环境

　　衡量投资环境优劣的一个常用指标是“经济自由度指数”（EFI），该指数由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公布，涵盖了商业自由度（Business Freedom）、投资自由度（Investment Freedom）、贸易自由度（Trade Freedom）、货币自由度（Monetary Freedom）、财政自由度（Fiscal Freedom）和金融自由度（Financial Freedom）六个子指标。商业自由度表示企业参与当地市场的便利程度;贸易自由度是企业参与贸易的自由程度，通过传统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衡量;财政自由度代表企业在一国的赋税高低;货币自由度衡量一国的流动性高低;投资自由度表示资本在两国之间流动性的高低;金融自由度则反映了一国金融机构的独立性。美国传统基金会分别对这六项子指标进行评分，每项得分在[0，100]，分数越高表明经济制度环境越好。

　　2.政治制度环境

　　全球治理指标（WGI）涵盖了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政权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法律制度（Rule of Law）和话语问责权（Voice and Accountability）六个维度，对这六项指标分别进行评分，每项得分在[-2.5，2.5]，分数越高代表政治环境越好。参考Kolstad和Wiig（2012）的做法，以这六个维度的平均得分ps来衡量一国的政治环境。

　　3.文化距离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距离测度，参考了Kogut-Singh指数，选取Hofstede提出的四个文化维度，以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男性主义/女性主义（Masculinity）、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ncertainty Avoidance）构造公式来衡量，并借鉴李文宇和刘洪铎（2016）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得到式（6）： 　　 其中，cdjt表示中国与j国的文化距离，Cij和Ci分别代表j国和中国第i个文化维度的指标，Vi代表第i个文化维度的方差，Tjt代表中国与j国的建交年数。

　　4.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往往更能得到投资者的青睐。参考Buckley等（2007）的方法，选取东道国出口商品中矿石、金属和燃料所占的百分比为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资源丰富程度。数据由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得出。

　　5.劳动力禀赋

　　已有研究中，不少学者使用制造业部门人均工资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代理变量，但使用这种方法存在不可避免的数据缺失情况，特别是印尼和越南等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缺失情况尤其严重，会导致最终估计结果的偏差，因此本文借鉴肖文和周君芝（2014）的方法，用农村人口数量来测度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数据同样来自WDI数据库。

　　6.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东道国市场机会

　　分别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年GDP和人均GDP来测度，为排除价格的影响，将这两项指标均折算为2010年不变美元价，并取对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Heckman估计前，首先考察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线性。从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中可知，所有相关系数均低于临界值（由于篇幅限制，未在正文中列出该矩阵）;进一步检验膨胀方差因子（VIF），VIF值均小于10（表2），得出结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针对所选样本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一带一路”经济带辐射范围广泛，包括了亚洲、中东欧和北非等地区，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基于此，笔者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标准，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两大类，分别进行具体分析。共得到三组回归估计模型：（1）为包括全样本46个国家的总体回归;（2）为46国中15个高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3）为46国中31个中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表3中选择方程和投资方程分别表示Heckman两阶段的估计结果，Wald检验评价了除常数项外其他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LR检验判断Mills逆的显著性。在三组模型估计中Mills逆均显著不为零，说明Heckman两阶段模型有效。

　　（一）总体分析

　　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东道国GDP在选择方程和投资方程中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市场规模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重要动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中国越有可能在该国进行投资，投资规模也越大。这一结果大致符合传统投资理论，同时也反映了新时期中国优势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强烈愿望。东道国人均GDP在模型的一、二阶段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究其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仍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欠发达国家，此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GDP较低，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会出台税收优惠等政策，中国企业可能会出于此种考虑实施投资行为。东道国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投资规模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表现出一定的资源寻求动机，中国企业正试图在“一带一路”辐射区域实现资源配置和整合，以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廉价劳动力资源在中国OFDI的决策与规模阶段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一结论与刘敏、刘金山（2016）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不符。目前的诸多文献里，不少学者都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降低，企业倾向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南亚、东盟国家转移，以充分利用这些国家丰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但这些研究采用的数据样本时期较早，无法反映投资变化的最新趋势。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交通、信息、金融和高新技术等行业所占比重稳步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笔者认为这一趋势可能是导致廉价劳动力资源对中国OFDI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因素。

　　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总体模型的第一阶段不显著，第二阶段显著为负，表明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是否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双边文化环境越接近，中国OFDI规模越大。该结论与传统理论的预期相一致，反映了非正式制度环境对投资的内在作用。

　　政治制度因素在模型一阶段显著为正，二阶段不显著，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市场进入与否的决策时，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即中国OFDI更倾向于投资政治局势稳定、法律规则完善的国家。

　　从经济制度来看，在投资的决策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财政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对中国OFDI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东道国良好的税收政策、自由开放的投资环境都会促进投资决策的产生;货币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显著为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价格控制，以及过于发达的金融市场，都会妨碍中国OFDI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意愿;商业自由度和贸易自由度的影响不显著。在投资的规模阶段，财政自由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与决策阶段一致，同样显著为正，即东道国政府有节制的税收政策、个人和企业充裕的自由支配资金都会吸引中国OFDI的大量涌入;贸易自由度对中国OFDI规模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结论与部分研究结果相悖。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开放的国际、国内贸易环境，以及较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固然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但同时也导致中国OFDI面临大量的竞争对手，在激烈的竞争形势下，为了规避或者减小投资风险，中国企业会选择控制投资规模。结合贸易自由度对投资决策的正向影响，可以发现即使是同一个因素，由于投资阶段的不同，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就截然不同，这也体现了投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商业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对中国OFDI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

　　（二）高收入国家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考虑到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影响中国OFDI的因素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投资对象若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东道国市场规模在投资决策和规模阶段对中国OFDI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过于宽松的金融环境会妨碍投资意愿;高度的商业自由、财政自由和投资自由则会促使中国投资者扩大投资规模。 　　（三）中等收入国家

　　当投资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低收入国家时，影响投资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在投资的选择阶段，东道国市场规模同样对OFDI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无论是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中国OFDI都具有一定的市场寻求动机;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负，与全样本结果一致;资源禀赋的影响显著为正，与高收入国家的检验结果相对照，吻合现实中“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情况，体现了中国OFDI的资源寻求动机;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影响显著为负，结合上文分析，推测是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间劳动力素质的差距导致了检验结果的不同;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对中国OFDI的进入有正向显著影响，货币自由度则有负向显著影响。在投资的规模阶段，廉价劳动力的影响显著为负;较为接近的文化环境会促进OFDI规模的扩大;货币自由度的影响与选择阶段一致;贸易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在两个阶段分别表现出相反的相关性，进一步验证了投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即投资阶段的不同，亦会带来考虑侧重的不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6国2007—2016年的OFDI面板数据，结合投资的现实特征，利用Heckman两阶段法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在传统因素以外，重点考察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发现在投资选择阶段，财政自由度、投资自由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货币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在投资的规模阶段，宽松的财政自由度和有节制的贸易自由度会促进OFDI规模的扩大。根据研究结果的具体分析，以及与现有文献的比较，得到以下启示：第一，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及多边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传统因素诸如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和劳动力资源对中国OFDI的影响也随之产生了变化。第二，在投资的不同阶段，即使是同一个因素对OFDI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也可能不同。第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投资目标国，经济自由度指标对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实行对外投资时，更要关注投资环境的实时变化，因时、因地制宜进行投资，在决定是否投资及投资规模的大小时，更加注重与东道国制度的相互匹配，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做出恰当的投资决策，以实现合作双方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