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哲学远景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哲学纲要》全书由《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和《存在论纲要》三部分构成，是李泽厚先生学术生涯的收官之作。既是收官之作，必定是一本沉淀多年的著述。但先生却在书中总序中这样写道：“三书均系旧货，并无新作，为一更醒目之书名，重新组装出版而已。”先生是中国学术界一代大家，为什么要做一件新瓶装旧酒的“傻事”来为自己颇为辉煌的学术生涯划上划上一个句号呢？是江郎才尽？还是“广告术乎”？先生的回答却是“告别人生、谢幕学术、留作纪念是实”，“书以代牲，自寿并兼自祭”。言语之间，透着一丝寂寞悲凉，却又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豁达。

　　本文的题目我定为“李泽厚的哲学远景”，而不是“李泽厚的哲学思想（或理论等）”。有两点考虑。其一，先生著作丰富，而且涉及哲学、美学、史学等众多学科。不仅体系庞大，而且义理颇深。虽然《哲学纲要》是先生的代表作，能反映先生的主要思想。但我不能仅凭粗略地阅读这一本书而“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其二，“远”字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意思。“景”字则联想到中国一句俗语，“看景不如听景”。“远景”合在一起就是遥远而虚幻的意思。我这里并没有批判诋毁的意思，也不单指先生的哲学思想。而是我认为所有思想都只能谈而论之，不能推而广之。因为哲学（或思想）从属于政治。虽然从绝对时间来看，哲学具有超越性和崇高性，但每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具体的处于具体历史时期，那么就无可避免地从属于具体的政治阶层（或集团）。

　　先生的哲学理路是：用孔子来消化康德、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以求开出一条对人类未来有益的路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以‘仁’为本体，则可折中二者（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即作为历史积淀物的人际情感成为‘宗教性道德’的律令基础，但它并不是当下情感经验以及提升而已。它是一种具有宇宙情怀甚至包含某种神秘的‘本体’存在。在这里，本体才真正不脱离现象而高于现象，以情为‘体’，才真正的解构任何定于一尊和将本体抽象化的形而上学。”这段话可以基本表达先生的主要哲学观点，比如两种道德区分的伦理学、注重儒家自然人化的精神而提出情本体，注重当下而拒斥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

　　所谓“宗教性道德”，也称绝对主义伦理学，是指“完全相信并竭力论证存在着一种不仅超越人类个体而且也超越人类总体的‘天意’、‘上帝’或‘理性’，正是它们制定了人类（当然更包括个体）所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或伦理规则。因之，此道德律则的理性命令，此‘天理’、‘良心’的普遍性、绝对性，如‘人是目的’、‘三纲五常’，便经常被称之为‘神意’、‘天道’、‘真理’或‘历史必然性’，即以绝对形式出现，要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而为亿万人群所遵守和履行。”也就是说这种道德是不可抗的，它要求人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而“社会性道德”，也称相对主义伦理学，是指“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群交往中，个人在行为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自觉原则和标准。”二者之间的相同点是，“两者都是自己给行为立法”。区别在于“‘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联，好像是执行‘神’（其实是人类总体）的意志。‘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先生同时指出“宗教性道德”源于“社会性道德”，是因为礼源于俗。至于两种道德的具体操作性，先生认为“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对个体必须有‘社会性道德’的规约，而不能例外。”并强调中国目前应注重“社会性道德”。

　　关于情本体，先生首先强调，这里的“本体”不是与现象相对的终极实在，而只是现实意义上的“根本”。在这里，先生抛弃了中国传统的“理”、“气”、“心”、“性”等概念，而使用“情”。这个“情”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哲学范畴，也不具备另类的哲学解读，它就是具体的人人所具有的情感、情欲的“情”。为什么提出“情”这个感念呢？是因为“‘礼’、‘义’的根本在于内心的人情，而非外在的天地神灵。也就是说‘礼’不以超越或先验的‘心’、‘性’为‘本’为‘体’，而是以普普通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际感情为‘本’为‘体’。”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先生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自然的人化”。也就是认为儒学首先肯定人的动物性，其次才讨论人的社会性。先生指出“儒家以一种动物也有的自然性情感（亲子情、社会欲）为基础或起点，加以理性化的提升，最终构成一整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伦理体制和善恶观念，使人性能力得到了具有强大动物本能基础而又理性化了的人性情感的支持。”这种人性的突出特点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必须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顾及他人的需要。正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一种推己及人。这种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爱等差理论显然更适合中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儒学所提倡的这种以自然本性基础，约束在礼教之内的感性人情论。

　　以上是我对先生的哲学思想的一点认识，或者准确的说是对先生思想浅薄地勾勒。先生纵览古今，立足中外，以儒学为体，兼容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各家学说，以求“开出一条普世性的‘后哲学’之路。”中国自古有盖棺定论的传统，所以对先生哲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就留给后人评说。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作为一个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心情结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所以先生的哲学构想还是值得晚辈后学敬佩的。

　　阅读《哲学纲要》有一个很大的感受——舒畅。这种舒畅感首先是因为先生文笔流畅，深入浅出，使得哲学少了几分高深玄远，从而拉近了我与哲学的距离。其次是先生往往引证诗词曲赋，这不仅使诗词的韵味为之一变，也使的哲学变的韵味无穷。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真应该写如诗的作品”。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先生的思想总有几分亲切感。这种亲切可能是由于骨子里的儒学基因和后天马克思理论的长期习染造成的。总而言之，先生的哲学突出了很多平常不以为然的概念，先生也自嘲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吃饭的哲学”。但这种立足普通大众的“吃饭哲学”也许才是最“实际”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