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西欧声乐艺术的中国化发展进程及思考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1、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研究的理论缺失

　　上世纪之初，西方声乐艺术传入中国，在其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声乐艺术与我国传统声乐艺术在碰撞中进行着融合，并使我国传统声乐在体裁、演绎形式、演唱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与发展，极大的促进了声乐理论与实践的繁荣。在实践领域，学界深入研究了中西声乐艺术的异同，在两种声乐艺术呼气的深浅、喉头的高低、咽腔的大小，尤其是用气的方式、气的走动、共鸣的运用以及单音节和多音节的语言差别所造成的语气、声调、语势的处理和声音的调配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的探索，滋生了民族声乐不同于西欧声乐艺术演绎形式的诸多个性风格。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纵观以往的研究可知，声乐实践探索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呈现出系统性搁浅状况。众所周知，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对实践领域研究成果的系统提升容易导致实践的迷茫，也会使研究走向误区。民族声乐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失衡已成为制约声乐艺术发展的瓶颈。因此，梳理百年来声乐艺术的理论研究状况，探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有机契合，有利于为中国的声乐艺术开辟一条清晰的发展道路，是对具有中国特色西欧声乐艺术新形态的肯定与深入解读。

　　2、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的阐释

　　西欧声乐艺术在其概念层面是纯粹西方化的艺术，它秉承西欧声乐的文化风格。但在其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底蕴厚重，本土价值理念根深蒂固，致使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尤其表现在人们对西欧声乐艺术的理解与认同方面。在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音乐学界通过对西欧声乐艺术相关学术资料的翻译、分析、理解，试图在主观与客观、继承与发展上把纯正的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使其成为“中国化了的西欧声乐艺术”。但在传统文明历史悠久、价值观念牢固的中国土壤里，西欧声乐艺术的中国化不会仅停留于声乐艺术研究的概念和现象层面，它将孕育出对西欧声乐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本质的研究。这种深层次的理解中蕴含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对艺术的认识与判断，成为对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深入考究的前提；更本质的研究则是基于对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现象层面的归纳和总结来揭示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的规律，是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也是建构我国赋有科学性与时代性的声乐艺术体系的必然选择。如蔡远鸿教授所言：“中国”作为一个限定词，内在地决定了“中国的声乐”的内容。它既不能撇开中国传统声乐，也必然包括中西声乐碰撞中催生的一切声乐形式。[1]无论是“中国化了的西欧声乐艺术”，还是西欧声乐艺术的体裁中用，都是中西声乐艺术在文化视域中的汲取与补充，都具有碰撞与融合、继承与创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兼承的艺术品性，都是异域声乐艺术文化形态、审美心理、价值取向的渗透与借鉴，属于二度融合与创生的空间领域，其核心价值追求是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体系的科学化发展，使民族声乐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协同并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声乐艺术文化。

　　3、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及作用

　　在社会形态、政治形势、群众导向、审美价值取向变化的大背景下，纵观百年来中国声乐艺术风格的历史变迁，中国人民在封建的文化批判中觉醒，逐渐对西欧声乐艺术予以认同，使西欧声乐艺术与中国声乐艺术有机结合，促使中国声乐艺术在交错与斗争中充满活力，形成了富有嬗变与内容丰富的时代风格，并以新生的形势与状态存在。在这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受西欧声乐艺术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其艺术体裁、主题、演绎形式、价值取向都映衬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并基于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建设需要表达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和时代发展的主题，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这一发展历程主要包含六个时期：

　　3.1 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新音乐”启蒙时期

　　20世纪30年代，以黄自、吕骥等为代表的声乐艺术研究者，率先将西方音乐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掀起了中国音乐的空前改革。这些思想与我国传统声乐艺术进行了融合，对我国传统声乐艺术形成良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丰富了我国声乐艺术形式和演绎方式，使中国声乐艺术改变了其原有面貌，并出现了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新音乐”（受西欧声乐艺术影响的中国民族声乐）。[2]学堂乐歌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号召中华民族的觉醒，充分表达并肯定了爱国主义思想，一时得到人们的认可，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极大的推动了中华民族新音乐文化的建设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如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创作的《黄河》一曲，受欧洲音乐思想和曲调的影响，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反应出独特的时代特征、浓厚的民族精神以及作者对祖国的真挚感情。

　　3.2 “五四”精神影响下“新音乐”的发展时期

　　受西欧音乐文化的影响，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在“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指导下，于1927年，派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博士赴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音乐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阶段。此期间，我国声乐艺术界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并积极投身于西方音乐艺术与民族音乐艺术的研究之中。作曲家们致力于把西方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结合起来，开展了不同音乐风格的歌曲创作工作，不同体裁的作品相继问世，使“新音乐”（“五四”以后，萧友梅先生将“新音乐”理解为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手法之后创作的音乐，主要针对“旧乐”而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此时的“新音乐”突出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自由的时代心声。 　　3.3 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的音乐成熟时期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殊死搏斗也就此拉开了序幕。此期间，音乐创作与表达的重心转向了抗日战争，大批以抗日为题材的声乐作品问世。“新音乐”也融入了民族救亡的歌咏运动。如我国近代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先生创作的《黄河大合唱》，饱含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深恶痛绝，吹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精神号角。此曲一出便在中国大地上被广泛传唱，有利的推动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冼星海先生在国外留学多年，深知外国声乐艺术对中国声乐的重要性，并将其所学发挥到极致。其作品感情强烈、语言通俗、节奏起伏、感慨悲壮，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与斗争精神。

　　3.4 建国后中国音乐的蓬勃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文联”大会的胜利召开与“中国音协”的正式成立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政策与组织上的保障，使我国声乐艺术体系的研究走向系统化，成功推进了西欧声乐艺术的中国化进程，开创了我国音乐文化建设的新纪元。伴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的到来，我国声乐艺术研究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音乐事业取得了多元化与开放性建设，为中国声乐艺术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归根结底离不开西欧声乐艺术与中国民族声乐的交流与融合。在音乐创作与演绎上，总体表现出简明、欢快、热情、奔放的特点，反映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

　　3.5 “文革”十年的特殊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中国的音乐事业停滞不前，西欧的声乐艺术中国化进程受到阻碍，遭破坏程度空前。社会的动荡使音乐艺术活动也陷入了“瘫痪”状态，以贺绿汀、吕骥为代表的音乐家遭到抨击，萧友梅等人主张的“学院派”被彻底否定。为满足政治需要，音乐家在适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淡化了艺术趣味，试图与文化专制做斗争。在此期间，声乐的体裁以对领袖的歌颂和赞扬为主，失去了艺术本身的价值追求。这也使知识青年对人生、对社会、对未来感到迷茫与无助。西欧声乐艺术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音乐事业的作用甚微，可谓遗憾。

　　3.6 改革开放后的音乐繁荣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音乐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前期受压抑的声乐艺术得以全面复苏。音乐工作者通过梳理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发展的历史，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反思历史步入的误区、经历的错误，以史为鉴，摸索出了具有本土特色、融入西欧声乐艺术的音乐艺术体系。基于此，人们对音乐艺术领域的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为音乐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中国音乐事业逐渐走向一片欣欣向荣的壮丽景象。这为日后音乐事业的发展建设填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民族声乐艺术深深融入每个人的心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问题与反思

　　百年来的动荡使近现代中、西声乐艺术取得了更好的融合与借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化了的西欧声乐艺术对中国声乐体系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富有明显成效。中国声乐艺术也因西欧声乐艺术的影响而逐渐走向科学、取得完善。但中西声乐艺术的融合，却远不止于二者的表面。[3]声乐艺术的国际化是以其民族特质为基础的，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内核和文化血脉，近代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同样是在立足本土特征和民族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声乐艺术的吸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历经百年，人民群众对西欧声乐艺术的理解依然存在误区。在多年的错误导向下，西欧声乐艺术是否对中国民族声乐有负面影响？是否对我国的音乐事业正当有效？中西声乐艺术的地域性与文化差异性是否已经在实践的探索与具体操作过程中中被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深思。因此，依据理论的探索来改变西欧声乐艺术中国化进程中的消极作用已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需要我们准确的把握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特质。只有这样，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才会越走越远，中国音乐文化事业才会更好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