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绿色”是一种生产力？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论文摘要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绿色”（即对人和环境无害、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绿色生产力），并以荷兰和我国长江三角洲为例分析了“绿色意识”萌发的条件；通过禽蛋业的国际比较，阐明了“绿色生产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作者提出，“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目前农产品出口有阻碍的一面，我国也应该用它来阻挡国外有害生物入侵。最后，作者批评了我国存在的违背“绿色消费”的不良现象，呼吁从自己做起，通过绿色消费反过来影响市场和生产。 

关键词：绿色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绿色壁垒，绿色消费 

我国过去研究“粮食安全”，基本上只限于粮食的生产、储备和供应，对发达国家当时讨论“食品安全性”，觉得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消费，这些不久前似乎还只是在发达国家风行的词汇，今天在我国也成了一种时尚，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飞速、巨大的变化。

“绿色”生产力：一个理论解释

在当今日益工业化的世界，人们对“绿色”的理解，主要是指：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和自然的协调相处，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资源的永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显然，我们不企求回到洪荒时代去探寻原始状态的“绿色”。对现代意义上“绿色”的价值的理解，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许多惨痛的教训以后反思的结果。本文只针对农业部门来讨论“绿色”，如“绿色食品”、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等等。这里我们无意为“绿色”下严格的定义，但它至少应包括有益人的健康、对人和环境无害、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含义。

首先，我试图从理论上来说明：“绿色”为什么是一种生产力？

假定A、B分别拥有等量的、大体上同质的资源，在历经若干代以后，其经济增长的结果却有了天壤之别。那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对资源利用能力的差别，或许是不自觉然而是掠夺式的，或许是自觉的、理智的、科学的。因此：

–          自觉的、理智和科学的利用方式本身体现着一种较强的学习、总结经验的能力和较高的生产能力，农业生产力只是其中能力的一种；

–          假定A及其后代A₁, ₂, …_n的资源利用方式优于B及其后代B₁, ₂, …_n，在他们代际之间的n次继承之后，由于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他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财富的积累量的差别日渐扩大；

–          在B的后代发现环境的恶化致使自己陷于贫困和落后，损害了农业生产力的时候，懂得环境的损害构成了一种“环境成本”。这种成本表现在：农业产量的降低，生活质量的恶化，一直到土地生产能力的完全丧失（水源枯竭、沙漠化、盐渍化等等）。历史上极端的例子是整个文明的终止；

–          B的后代在认识了“绿色”的必要性之后，不得不投入各种资源为前辈的失误偿付“环境债务”，来恢复“绿色”状态（如果还有希望的话），这笔“债务”（资源总投入量）就可以认为是这“绿色”本来的价值；

–          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其经济、技术力量的差异，在资源、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之后，达到（或恢复）“绿色”状态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绿色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马拉松竞赛中，是决定谁有希望胜出、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国际比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仅仅根据人均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绿色GNP”的概念[1] 出现了，世界银行已经把“自然资本”即环境和资源的质量作为国家财富一部分进行评估[2]。

“绿色”意识的萌发：以荷兰为例

农业是与“绿色生产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之一。但是，人类自古以来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绿色生产力”的概念。它的“发现”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特别是在农产品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凸显了出来。

“绿色”意识是不会自发地在人们头脑里产生的。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贫困地区，首要的目标是“有饭吃”“吃饱饭”，不会把保护环境作为优先的目标。另外，在人口稀少、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没有生态退化之虞，不存在保护环境的紧迫感，也不会萌生“绿色”意识。可见“绿色”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

“绿色”意识是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首先萌发的[3]；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有机农业方面也有不同的进展。这都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那里人们已经十分富足，而且也因为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环境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发现，这种“问题”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严重当然不好，根治的成本太大；但是小到微不足道，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足以刺激“绿色”意识的觉醒。在人口比较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最有条件促使“绿色”意识的萌发。

现在我们以人多地少的发达国家荷兰为例来说明。它在保护国家的环境、经济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着独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无论从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方面来看，荷兰与我国长江三角洲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大片的冲积平原，水网密布，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文化教育发达等等。人口密度大，致使人们对土地都非常珍惜，这是共同的特点。荷兰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重视土地规划，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又得益于它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荷兰把农业区、自然保护区归入“绿区”，工业区、城市区、各种基础设施用地归入“红区”，功能分明，并且严格防止后者对前者的侵占。在人口最密集的Randstad地区，形成了一个“绿色心脏”[4]。这种社会氛围为形成“绿色生产力”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相比之下，我国长江三角洲的差距非常大。

荷兰“绿色生产力”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一个角度——农业专业化来探讨其出现的原因及主要表现，因为这是我国（也包括长江三角洲）最缺少的。荷兰农业的专业化可以从两个层面看：

1、农场层面

据最新的统计，荷兰专业化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82%（其中园艺业93%）。专业化比例如此之高，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专业化不但是农业高效率的重要因素，还是发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土壤，同时也是荷兰重视“绿色”生产、形成强大的“绿色生产力”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农场专业化有助于推动农场进行“绿色”生产呢？

–          专业化生产必定是商品性生产——包括为外地、为国外的消费者而生产。商品性生产必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利润的实现必须有消费者喜好的商品特性（品质、安全性、营养）。在比较富裕的地区，消费者对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更高，更加“挑剔”。由于荷兰人口密集，这种信息很容易反馈给专业化的农场，促进“绿色”产业的兴起；而富裕消费人群的集中，使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绿色产品”也容易找到足够多的消费者，即使批量较小，“绿色产品”也能顺利实现其价值；

–          专业化农场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农业经营，因此有追求技术进步的渴望，有变革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强大动力。劳动者技术水平、熟练程度提高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条件加快技术更新和升级，使他们具备按照消费者“绿色”需求、从事“绿色”生产的经济能力；

–          专业化生产要求更深刻的劳动分工；分工的深化不仅有利于节约劳动时间，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降低社会生产的平均成本，而且有利于推进农场主的组织化程度，形成行业协会等组织，促进地区的专业化。

2、区域层面

荷兰农业的区域专业化也十分明显：西部地区是花卉园艺业集中的地区，甚至有大片温室形成的“玻璃城”；集约型畜牧业（养猪业、养鸡业）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北部（特别是圩田垦区）则是大田种植业为主。一个陆地面积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有如此典型的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罕见的。荷兰的经验表明，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          正面效应。地区专业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农业资源，共享基础设施，使分散的生产者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高效率的市场；有可靠的投入品供应公司；农场之间信息的交流密度和强度增大，形成对技术创新需求的强烈信号，有力地推动着新技术的产生、传播和扩散；优秀专业人才比较集中；研发机构容易从专业化地区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甚至资金赞助），进一步开发新技术、改进原有技术或加以延伸，形成“生产→新技术开发→生产”一层层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地区专业化的这种正“外部性”，是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温床、酵母和催化剂。

–          负面效应。这在集约型畜牧农场集中的东南部地区相当突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过量的牲畜排泄物不能被有限的土地所消纳，导致局部环境质量下降，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农场主不得不改进处理粪肥的技术（如开沟深施、封闭式堆沤、烘干），处理成本上升会降低农场的利润；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限制了畜禽的饲养头数，减少农场规模效益；更“人道”和“环境友好”的饲养技术也会增加农场的经营成本。

–          正负效应的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局部环境的污染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应，我想称之为“疫苗效应”[5]。荷兰的情况就是如此：局部地区环境恶化，“恰好”严重到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状态。这种局部恶化，犹如一种“疫苗”，它引起人体产生某种不适的反应（局部环境污染带来的轻度危害），但能够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唤醒环境意识），从而可以防止严重疾病（环境破坏、资源衰竭）的发生和蔓延。

我们可以说，恰恰是一小部分地区短期的环境代价产生的这种“疫苗效应”，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环境志愿者队伍，形成“绿色生产力”的自觉性和动力更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地区，或者在生产规模细小但是小而全、因而污染点十分零散的地区，产生这种“绿色意识”的概率就低得多。

这可以用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状况作一对比。农业产生的污染总量已经相当严重，却没有出现这种“疫苗效应”，未能促使“绿色”意识更早萌发。这不是偶然的。长江三角洲同荷兰的差别，不仅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低、老百姓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等方面，而且还由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缺乏行业组织、研究、开发与生产之间缺乏良性的联动机制等等。

现在，在我国东部地区，在创汇农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农民的“绿色意识”被唤醒了，他们认识到了“绿色”也是一种生产力，可以转化为财富。但在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绿色”的理解还差得远，需要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为农民接种“疫苗”。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绿色意识”是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加速培育起来的。

“绿色生产力”赢得国际竞争力

在农业部门，“绿色生产力”可以变成一种国际竞争力，其集中表现是瓜分国际市场能力的增强。具体来说，判断一个国家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可以看其生产的农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这反映在国际市场上该国能占领多大的份额。出口能力是国家农业比较生产率的竞争。一国的农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的能力越强，这个国家农业的竞争力就越强。所以，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大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一个个企业家（农民、农场主）竞争力的高低。

让我们把目光再一次转向荷兰农业——世界上最典型的外向型农业。

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人均农业用地面积只有0.1公顷，相当于美国的1/12；农业劳动力也是美国的1/12，农业劳动力占有的农用地面积仅为美国的1/18。1961年荷兰农业的净出口额[6] 还只有3亿美元，名列世界第9。令世人瞩目的是：在1961~1971年、1971~1981年、1981~1991年这三个十年里，荷兰农业净出口额实现了大步的跨越，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4.5%、15.7% 和9.7% 的高速度，绝对值增长了40倍。人口和耕地面积分别只占世界的0.26% 和0.067% 的荷兰，农业出口多年来占了世界的8~9% 的份额（表1）。

表1　　荷兰主要农产品出口占世界的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光盘数据计算。本表的“农产品”的定义见本文注5、注6的说明。

 

1989年以来，荷兰农业净出口额一直高居世界第二的地位。在1990-1999年的10年里，荷兰农业净出口年平均达到140.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99.5亿美元。以上所说的还没有包括荷兰最具竞争力的花卉以及其他一些产品[7]。荷兰在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份额与其本国资源总量之间如此“不相称”，全凭着其出色的“绿色生产力”。

荷兰农业的“绿色生产力”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从其禽蛋业认识它的一个侧面：

首先，荷兰农业生产自始至终贯穿着“综合质量系统”（IKB）这么一种质量控制体系，其目的是保证生产链中所有的活动都在受控制情况下进行。在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各个部门都有各自专门的IKB规章制度。例如：参加IKB的畜牧场只准使用来自“良好生产操作规范”（GMP）认证的供应商、只准聘用认可的兽医师，兽医师必须根据“良好兽医操作规范”（GVP）指南开展工作。屠宰厂则必须把“良好卫生操作规范”（GHP）标准与有关的“动物福利特别条款”结合起来[8]。

建立了这些规章制度，还必须能够保证在农业与食品链条的各个环节得到实行，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和执行。在荷兰，这是由各种各样独立的行业协会来完成的；在禽蛋行业，就是荷兰“禽蛋商品理事会”（PPE）。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授权PPE制定有关规定、环境保护和食品卫生的条例，积极推动科学研究和教育发展。除了必须迅速有效地处理本行业的各种问题外，PPE还要开展政府所指派的工作。在保护环境方面，政府部门还出台了严格的禽畜粪和氨气的排放标准。

在PPE，雇主组织（代表农场主）和雇员组织（代表工人）在理事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为了维护家禽养殖业领先的国际地位，PPE的业务范围，不但要决定本行业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提出本行业的IKB和从养鸡场到超市整个生产-销售链中所需要遵守的质量规定。针对国外发生的各类人畜共患的疾病，这一行业还特别强化了疾病防治的政策。

荷兰的鸡舍系统的变革，反映着人们“绿色意识”对蛋鸡饲养业的巨大影响。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蛋鸡饲养业大都走过了从传统的农场户外（或庭院式）饲养到高度自动化的层架式鸡笼系统的演变过程，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又要回归到自然放养的方式。

荷兰对层架式鸡笼下方的传送带作了改进，使之能够对上面的鸡粪进行空气干燥，这样既可以降低鸡粪的运输成本、减少氨的排放，其余热还能改善鸡舍内的小气候。机械化和计算机化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每平方米生产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乳头饮水器提供饮用水，可以防止水的外溢和污染；使用轨道自动上料车或按定时装置运转的自动链式饲喂器可以提高饲喂的自动化水平。鸡笼产蛋计数器、饮水消耗计量器和自动化的笼养鸡称重等装置组成了一套高效的蛋鸡健康和生产能力的监测系统。

层架式鸡笼系统狭隘的空间，引起了人们关于家禽“福利”问题的争论。近年来消费者对较“人道”方式生产的鸡蛋需求量日益增长。为了使蛋鸡的生活条件更加符合“动物福利”标准，蛋鸡产业界在研究更适合鸡群生活习性的各种类型的鸡舍，包括自由散养式鸡舍或栖架式鸡舍系统。例如，有一种新式的鸡舍已经试验了相当一段时间：它是一种更为“人道”的系统，在鸡舍的长廊上组装了几层架子，母鸡可在不同层架子之间自由走动，甚至还可在层架间飞来飞去。有人把这种新式鸡舍称为“鸟类饲养系统”。在铺有垫草的鸡舍里，养鸡密度每平方米最多为7只。这种方式生产的养鸡场都必须向“自由放养场鸡蛋监督理事会”注册登记，该理事会负责检查这些鸡场是否遵守有关规章制度。这种新式鸡舍所产的鸡蛋，被认为是“自由放养”生产的鸡蛋。

蛋鸡生活空间的扩大必然会增加鸡舍的造价和饲料耗费，并且带来其他有关的管理费用，从而增加鸡蛋的成本。如今，荷兰本国家庭消费的鸡蛋中，有40%是产自这类系统喂养的母鸡。

荷兰饲料生产商和供应商必须遵循“良好生产操作规范”（即GMP）。为了确保饲料的安全性，饲料必须达到所有法定标准，达到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认证。HACCP作为一个过程，详细描述整个生产工艺、显示各关键点并制定相应管理措施。GMP饲料生产商以此可以确定和控制影响人、畜及环境的所有因素。这方面的检验工作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的。

发达国家现在越来越看中“有机”（或“生态”）产品，在荷兰这种产品贴有EKO标签。无论是畜产品还是蔬菜等种植业产品，只有符合荷兰和欧盟法规规定的严格标准，才有资格贴上EKO标签。例如在蔬菜生产中，规定了氮肥、磷肥的最大限量，并且只允许使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农药。因此，荷兰90%以上的温室番茄和甜椒都使用瓢虫等天敌来防治害虫，这种蔬菜的包装上用一个“蝴蝶标志”予以确认。实施这些标准的是荷兰农业部委托的独立的国际检验组织，如Skal、SGS Agro Control等。

比较一下我国与荷兰在鸡蛋的生产和出口方面的实际状况（表2），就可以更清楚看到自己的差距：在国际市场上“以量取胜”是发展中国家多么无奈的下策！我国是世界鸡蛋生产的第一大国（25倍于荷兰），但是出口方面只不过是一个小国——数量为荷兰的1/4，出口额只及荷兰的1/8。

表2　　鸡蛋的产量和出口：我国与荷兰的比较（199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粮农组织《生产年鉴》（1999年）和《贸易年鉴》（1997年）的数字计算。

总之，荷兰通过其严格管理和科学的生产程序，创造了强大的“绿色生产力”，在发展禽蛋生产方面获得了骄人的业绩。1997年，除了表2所显示的业绩，荷兰还有数量可观的液体蛋、蛋粉的出口，金额达到6 583.5万美元，占世界的19.3%[9]。荷兰家禽业每年生产9亿多枚种蛋，几乎一半用于出口。在当今世界，荷兰是孵用种蛋最大的出口国。同一年，荷兰家禽加工厂生产71.5万吨禽肉（占世界的1.2%），其中72.7%用于出口。我国鸡肉的处境同鸡蛋相似，产量占到世界的17.6%，但只有3%能进入国际市场，只有荷兰的63%。我国家禽业的总产量可以说已经是世界级的“巨人”，但是在出口方面却仍然是个“小矮个”。

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不单纯是价格的竞争；要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本质上是质量的竞争。现阶段农产品质量的竞争，关键在于科技、安全和各种环保指标，也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竞争。我国农产品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被规模小、技术差、质量低等劣势抵消了。

表3　　荷兰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1。- 为进口。

 

需要指出的是，荷兰成为农业出口的世界强国还有一个基本的“诀窍”，那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成功地实行了“大进大出”的战略。荷兰把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转化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其实质就是利用世界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农业。例如，荷兰的谷物自给率非常低（约30%），必须大量进口谷物、大豆及各种饼粕（表3），才能够支撑本国庞大的畜牧业。荷兰奶牛业受到国内外双重的压力（国内是环境要求，国际是欧盟牛奶生产“配额”的限制），不可能生产更多的牛奶，但是为了充分发挥加工能力强大的优势，在本国人均牛奶700多公斤的情况下，荷兰还大量进口原料奶（特别是从德国），确保大量的奶酪、黄油和其他各种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绿色壁垒”的辩证法

加入WTO之前，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者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即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谷物、油料作物等）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进口冲击，但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蔬菜等）在生产成本和价格方面有很明显的优势，可以增加出口，得到某种补偿。

但是，在加入WTO后的第一年，我国许多农产品出口就屡屡遇到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阻断，使一向有竞争力的产品也遭到“封杀”。今年1月25日，欧盟以我国出口的禽肉、龙虾制品中农药残留、药物残留及微生物超标为由，全面禁止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和水海产品的输入；1至5月，遭欧洲退运的大连出口蜂蜜达800多吨，价值70多万美元；对中国茶叶的检验项目，从过去的6种农药残留的检验增加到62种。1月到3月，美国药品管理局扣留的进口产品共达12 025批次，其中，中国为1 140批次，占同期被扣产品总批量的9.48%，居受阻国家和地区的首位。日本也针对我国农产品进行了歧视性检验，并且在9月7日实施新的《食品安全法》修正案，引起了我国外经贸部、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农业部等的密切关注。

“绿色壁垒”是指那些为了保护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和认证、绿色包装和标志、绿色检验检疫、绿色补贴等。常见的是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卫生、安全健康为由，通过制订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和检验制度等方式，增加对象国出口的难度，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

“绿色壁垒”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与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出现的背景是：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自由化和WTO各项有关农产品贸易协定的达成，关税壁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非关税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措施普遍为各国所采纳。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上的优势，对进口农产品的有害物含量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目的是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保护本国的利益。

“绿色壁垒”与其他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进口禁令等非关税壁垒不同，有很大的隐蔽性。实施“绿色壁垒”的国家通常宣称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这种做法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出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有关技术标准、获得合格认证又十分复杂，更不易判断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标准是否科学合理。总之，“绿色壁垒”已经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者们限制进口、保护本地产业的利器。

当我们抱怨发达国家设置“绿色壁垒”的时候，应当认真分析我国农产品的品质现状，产生问题的原因与解决途径，否则我国农产品出口还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

我国是从长期的贫穷和短缺经济中走过来的，今后还面临着人口的巨大压力。过去由于供给不足，农业生产一直追求“高产”，对农产品质量疏于管理，食品安全标准过低。但是随着农业开始出现结构性过剩，我国未能把工作重心及时地转到“质量”上来。直到2001年9月18日，农业部才出台了“无公害农产品”的行业标准。这里所说的“无公害农产品”，是指农产品中的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量和硝酸盐含量不超过规定标准。但是我国的这些标准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于有毒有机物指标和标准则根本没有考虑，并且即使按我国自己的标准来评价，我们农产品的其他仍然很多。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中共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主要包括化学农药以及诸如砷、汞、氰化物等有害物质。然而，联合国粮农组织迄今已公布的有关限制标准共2522项，美国则多达4000多项，其他发达国家也有数百项至上千项[10]。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差距十分明显。

目前我国畜禽产品出口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疫病进行封锁，这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其直接后果是：一个地区发生畜禽疫病，国外就禁止进口我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同类产品（陈锡文语）[11]。而实行疫病公告制度，正是与国际接轨的明智之举。

判断“绿色壁垒”合理与否的依据是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依据该协定，“绿色贸易壁垒”带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因此，“绿色壁垒”应该看成是“中性”的手段。WTO成员方政府都有权利和责任采取措施，保护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确保本国的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影响，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伤害。

“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你用，我也可以用。外国用它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它对付外国，根本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确保人民健康。

例如，农产品客观存在着某些技术缺陷，这为各国研究制定农产品贸易技术壁垒提供了可能。各国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不同，农产品也各具特点，存在一定的技术缺陷。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农业生产使用大型机械，造成玉米、大豆等破碎率较高；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在小麦、玉米、大豆、油菜中均可检出；美国、巴西大豆的水溶性蛋白含量低于我国大豆，不适于豆腐等产品的生产，不适应我国的消费习惯。此外，美洲国家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和作为食品对人体健康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大豆的许多特点恰好同美国的相反。对国外这些缺陷性技术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就可以为制定和修订我国农产品产品标准和等级标准提供科学的依据，在必要的时候也是设立贸易技术措施、保护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有效措施。

另外，严格的检疫检验制度可以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使我国特有物种不受外国有害生物物种的侵害，维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过去，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大多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所致，但是最近几年，外来入侵种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占到了第一位。我国是受外来入侵种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仅几个主要外来入侵种的损失就达574亿人民币[12]。

为了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树立“绿色”观念，突破“绿色壁垒”。面对高高国外筑起的“绿色壁垒”，环境战略已经成为各国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化绿色产品的生产和国际化营销是我们面前一项战略性任务。我们要积极实施ISO14000和环境标志认证，加快与国际接轨。要对农产品进行“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今后，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产品性能、服务质量、促销手段等方面的竞争，也是环境保护水平的竞争，谁能尽早而又成功地实施国际绿色生产和绿色营销策略，谁就能在竞争中领先一步。

世界的有机化潮流为中国提供了市场机遇。西方发达国家有机市场在不断发展，并且供不应求，基本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据报道，2001年中国绿色食品的出口额约3亿美元，仅占全部农产品出口的2%。全球有机产品市场正在以每年20%-30% 的速度增长，几年内将达到1000亿美元。我国（特别在广阔的西部地区）生产有机食品有良好的条件。如果我国能各地区能够协调动作，着力发展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绿色食品”、特色产品的生产，予以ISO14000认证，在国际市场上占到1-2% 的份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就可以每年增加10-2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以“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生产”

我国经贸委等8个部门倡导的“三绿工程”，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这实在是得民心的大好事，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创举。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这里着重就这个工程“反弹琵琶”的特点，谈一下“绿色消费”问题。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消费又能够促进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消费者是农产品生产和营销链条的最终环节。从消费着手反过来看生产、看市场、看营销，体现着政府职能转变后的新气象，也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新的思路。

在短缺经济时代，我国政府工作的着重点始终是放在生产上。农民生产多少，就能卖掉多少，不愁销路。那是生产决定着消费。随着短缺经济的终结，在我国食品消费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在举例如下：

1、牛奶、白酒和西式快餐。尽管国家一直在倡导科学消费、健康饮食，并且启动了“学生奶计划”，但是我国农村，牛奶消费始终上不去。除了低收入的农民，在东部沿海地区，即使农民已经相当富裕了，也很少喝牛奶。我国农村平均牛奶消费量非常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但同发达国家差距太大，就同印度也没法去比。在这方面，有关部门的引导和宣传还应该加强。在健康食品推广步履艰难的同时，我国城乡白酒、啤酒的消费量从来就远远高于牛奶。国外被视为“垃圾食品”的高热量、高脂肪食品，在我国（主要是城市的西式快餐店）不胫而走，成为一种时髦，形成了一大批忠实的“回头客”；其结果之一就是肥胖儿童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我国人均GDP处于很低阶段的时候，某些“富贵病” 就过早地开始在我国蔓延。

2、“狗市”泛滥。有条件的地饲养狗是必要的，因为它确实有很多重要用途。但是许多城市养狗为患；其中有不少属于非法的豢养，它们可能给人带来疾病和安全威胁。城市里消费大量的“宠物食品”就需要耗费许多宝贵的资源。毫无疑问，生产这些“宠物食品”，没有淡水、土地和能源的投入是不可能的，而人们使用这些资源，就必须付出相应的“环境成本”。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环境成本上升时，社会总福利就必然减少。

3、“鸟市”和“蛇宴”火暴。我国许多城市的鸟市，是否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管理？鸟市的兴旺，直接后果是导致自然界鸟类物种的生存危机。据报道，在自然界已经很难再看到画眉，草原上已经听不大到百灵鸟的歌声，有些城市里甚至已经看不大到麻雀的身影。一些城市的餐馆里，各种野生的蛇已经多年作为“名菜”供某些人群享受。蛇种群的减少危害生态平衡，其直接后果是造成许多地方严重的鼠害。

4、愚蠢消费骇人听闻。更值得国人担忧和气愤的是，我国一些地方的愚蠢消费愈演愈烈，偷猎、贩卖、走私和残杀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一些珍稀动物被搬上餐桌，去迎合一小部分人恶性膨胀的私欲。

5、破坏生态平衡和物种资源。还有一些地区滥挖中药材（如冬虫夏草、干草、雪莲），滥掘发菜，乱扒杜仲树的皮，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草原退化，而且有可能导致某些珍贵物种的灭绝。

消费者行为对市场起着重要的诱导作用，市场通过价格涨落的信号传递给生产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促使千千万万的生产者不断调整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调整生产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消费对于生产的导向作用，就可以更好地认识提倡“绿色消费”的重大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在商品丰裕的社会，基本上是消费需求决定着生产。我国的文化历史不同与欧美国家，我们应当继承祖先符合科学的良好饮食习惯，同时摒弃不科学甚至迷信、愚昧的消费方式。

对比一下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他们的平均收入比我国高得多。但是，即使那些亿万富翁，他们不仅没有吃穿山甲、娃娃鱼之类的怪异念头，甚至也不认为燕窝、鱼翅有多么不得了的“滋补”价值，所以那里就不存在的销售那些动物（以及动物制品）的渠道，也不存在提供这类“佳肴 ”的餐馆。这再一次说明，没有消费需求，就没有供给（生产、运输，甚至没有走私）。

诚然，从生产这个源头上管住各个环节，做到“绿色生产”，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技术标准低、安全性能差的产品，不但出口之门将被永远堵死，而且随着国民“绿色”意识的觉醒，也会自觉起来抵制这些不安全的食品。最后的消费环节被掐断了，失去了市场，其生产也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绿色生产力”才是具有光明前景的生产力。

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管好自己的嘴巴、餐桌，做“绿色消费”的促进派，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就会快一些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协调发展才不再是一句空话。

 

参考书目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贸易年鉴》，1997年；《生产年鉴》，1999年

厉为民：荷兰农业成功之道，1996年

荷兰农业经济研究所：《荷兰农业的勃兴》，厉为民等译，2000年

荷兰农业、自然管理及渔业部工贸司：《荷兰家禽养殖业》，1997年

万洪富：《跨越“绿色壁垒”的对策》，2002年2月18日《南方日报》

赵春明等编：《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运用》，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