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德里达的历史语境与支援背景*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摘  要：3H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同时进入到法国，这使得法国哲学界呈现出一道匪夷所思的景观：黑格尔是经过依波利特诠释过的黑格尔；胡塞尔是经过萨特、芬克和唐·迪克陶折射过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是经过萨特曲解过和勒维纳斯警醒过的海德格尔。这一切给德里达早年的学术视野和理路提供了基本的运思框架：“思辨性差异”、“有限性”、“存在的辩证法”、“原素”、“延迟”、“超世间性”、“拆解”和“绝对的他者”等等。再现这一历史文本的效应过程不但能廓清德里达早期思想研究上的迷雾，同时也能防止国内有些学者单纯从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德里达思想作望文生义的解释。 

关键词：德里达； 黑格尔； 胡塞尔； 海德格尔 



晚近的法国哲学主要是对3H（即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主旨思想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的阐明和深化，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1](P9)。但是我发现，与这一事实同时呈现的是一道令人称奇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景观。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德国思想史上虽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且他们的问思方式和理论根基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在一个狭窄的历史时段几乎同时挤入到法国学术界，这从下面几个事件的时间表上就可以看出来：1939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卷由J. 依波利特（J. Hyppolite）译成法文出版，1941年，《精神现象学》第二卷问世；但是，一方面，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早在1931年就已经与海德格尔的《论根据的本质》同期在法国面世，而另一方面，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直到1963年才有了完整的法文版；当依波利特等最优秀的黑格尔主义者在三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时，1930年的G. 古尔维茨（《德国哲学目前的倾向》）和勒维纳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的现象学研究已经颇见功力，至于法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从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直接的对抗”[2](P658)就已可见一斑。短促的时间、狭窄的空间，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多元而交错的对话，这一切使3H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产生了匪夷所思的效应：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在遭到扭曲和误解之后才进入到法国人的视野。例如，从20年代起，法国学术界就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无本质不同，他们想通过贬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而且甚至想向人们呈现出一位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依波利特直到六十年代还在尝试对这两种现象学之间的相近之点进行揭示，施皮格伯格对此“惊奇”不已： 

“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德国现象学的人来说，法国现象学令人感到惊奇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毫不犹豫地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所当然地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近，甚至是从那里起源的。不管这种联系是否能够证实。”[2](P609) 

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进入到法国时也在萨特、梅洛－庞蒂和勒维纳斯等人那里进行了过滤，特别是萨特，他对德国思想的扭曲差不多与他对法国学术的贡献一样巨大，他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误解使得后一代法国学者几乎不得不从头开始，90年代以后德里达在回忆往事时对此仍深有感触： 

“我们已开始以另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去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萨特分道扬镳了。”[3](P28) 

德里达正是成长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时期，这使得他的哲思的支援背景显得盘根错节且极为费解。我的理解是，德里达在进入胡塞尔文本之前以及在现象学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在理论上的支援架构并非是原教旨意义上的3H学说而是经过法国思想家（也包括德国学者）扭曲、误置、过滤和折射了的思想，共有三条隐性的支援背景支配着德里达的运思。 



背景一：经过依波利特(还有德鲁兹)诠释的黑格尔 

在德里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直到1990年才出版）《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以下简称《生成》）中通篇见到的是对“辩证法”毫无顾忌的使用[1]，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不过，这里的黑格尔已经是经过依波利特所中介过的黑格尔了。依波利特对德里达的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原理的第一要素“差异”（difference）概念最早见之于依波利特的“思辨性差异”（speculative difference）。依波利特通过黑格尔的差异和矛盾思想竭力构想发生在逻辑生成之中的差异之本质，他认为，经验意义上的量的差异意味着一物只有在它的他物中才能发现自己的存在，矛盾内在于存在自身之中。[4](P187) 

第二，有限性的不可或缺问题、完全恢复意义的不可能性以及直观主体存在的多余性。前者是德里达在《生成》中借以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以及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的主要指征，中者是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译文与导论》（以下简称《几何学的起源》）中与胡塞尔进行抗争的立足点，而后者则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解放含义之束缚的有力武器。这三点我们都可以在依波利特下面的一席话中找到： 

“谁或什么在说话？答案既不是‘某人’（或者说，das man）也不是‘它’（或‘the id’），更不是‘这个我’或‘我们’。‘辩证法’这个名字是黑格尔所复活并加以阐释的，它标志着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它不是知识的工具，它自身就处于这一问题的核心之中……对黑格尔来说，这不是一个否定神学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超越意义之外的意义问题，而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有限性问题、一个意义之丧失（就像我们谈到事业失败一样）的问题，这一失去的意义绝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恢复。”[2] 

第三，德里达使用了依波利特在阅读黑格尔中所开发的术语，如“向有限的过渡”，“绝对者是过程”等等。此外，依波利特所理解的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开放、相互转化实际上就是德里达在《生成》中所说的观念与事实、先验与经验的相互污染。[4](P186) 

第四，G．德鲁兹对德里达的差异概念也给与了极大的启发。德鲁兹在1954年给依波利特的《逻辑与存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法国与外国哲学评论》 (1954)上，他说，“在所有这些当中有一点是，依波利特同时表明了自己的黑格尔性：只要差异被提升为绝对之物，就是说，提升到矛盾，那么存在就能够与差异相同一。思辨的差异就是自我矛盾着的存在……以[《逻辑与存在》]为基础，我们可以这样问：难道我们不能构造一种差异的本体论吗？——这一本体论不必上升到矛盾，因为矛盾低于差异，或者说不会高于差异。难道矛盾本身不就仅仅是差异的现象的以及人类学的方面吗？”[4](P188) 

我们知道，德鲁兹与德里达同为依波利特的学生，而且德鲁兹在196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差异与重复》。从上面所引的这段话来看，依波利特及其两位高足早在5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探讨差异（difference）问题，而且他们的研究理路非常独特，如差异的绝对性、差异与存在的同一、差异不同于且高于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德里达后来一直坚持的解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德鲁兹把差异本体化的倾向直接为德里达在《生成》中所吸收。 

依波利特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德里达对此也是乐于承认的。德里达在《几何学的起源》的一个脚注中明确说道，依波利特的《逻辑与存在》是“一个在诸多方面对黑格尔和胡塞尔思想进行深层聚合(convergence)的著作”[3]。 



背景二：经过萨特、芬克和唐·迪克陶折射过的胡塞尔 

这三位人物都是德里达学术上的前辈，他们对德里达心目中的胡塞尔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德里达正是通过他们才知道了现象学的独特工作方式、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尚需弥补的缺陷。 

把萨特排在第一位，也许有点出人意料，德里达在其早期的现象学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过萨特，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德里达这一时期的很多观点的确与萨特非常相近，特别是在他的第一部作品《生成》中，他为现象学的改造所提供的思路简直与萨特如出一辙。 

H. 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谈到萨特对胡塞尔所作的“意义深远的批评”对我们这里的论证极为有利。施皮格伯格罗列了一大堆萨特对胡塞尔的“指责”[2](P656-657)：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责胡塞尔“不忠实”于他原来的现象学观点；指责他陷入“纯粹的内在论”；指责他未能避免“事物幻觉”（通过对意识图像引进一种被动的原素[hyle]和感觉说来获得）；指责他“仍然胆小地”停留在“功能描写”的层次上，这种描写使他局限于对现象本身做出叙述，从而不能进一步探讨“存在的辩证法”；指责他“尽管自己做过否认，仍然是个现象主义者而不是现象学家”；指责他仅仅给我们一张关于真正超越的漫画，后者应该超越意识进入世界并且超越即时现在而进入过去和未来；指责他和康德同样未能避免唯我论，特别是由于引进“先验主体这个无用而又致命的假设”；指责他没有充分论述我们的直接经验的执拗性。萨特在《自我意识与自我认识》的论文中还指责胡塞尔从来没有提出过本体论的问题，这使得关于世界的存在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也使得我们从来没有从现象学还原回到世界上来。 

让我们再来比照一下早期的德里达。德里达在《生成》中抓住了胡塞尔的“原素”（hyle）这一概念大做文章，指出现象学在这一点上的漏洞和困难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现象学奠定本体论的基础；他还认为，他人的存在的不可还原性说明胡塞尔无法走出唯我论；他也认为胡塞尔本质上是个现象主义者而非现象学家；直到《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仍然在寻找胡塞尔对自己的“不忠实”即自相矛盾之处（尽管严格的文本学将会证明很多时候这是他对胡塞尔的误读）。 

另外，根据C. Howells的考证[5](P33)，萨特对“自为”的“自身在场”的分析要比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的分析早二十多年。《存在与虚无》第二部分第一章引用胡塞尔为例说明即使是最坚决的在场哲学家也不能完全回避隐含在一切意识中的反思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像后来的德里达一样讨论了时间的本质，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到了“延迟”的思想：“自为”事实上总是含糊不定的，因为它的存在是不断的延迟和延期[4]。 

很明显，尽管德里达“已开始以另一种更严格的方式去阅读胡塞尔”，尽管德里达已经“与萨特分道扬镳”，但萨特的观点和话语却始终是德里达无法摆脱的阴影。C. Howells也表示了相同的惊讶：“在胡塞尔的个案中，德里达自己的分析同萨特的惊人地接近，而且他的现象学批判的基础几乎与萨特是同一的。”[5](P33) 

德里达为什么要掩饰他与萨特之间的传承和亲缘关系呢？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C. Howells对此作过一些提示，也许可资参考：“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对萨特的态度是叛逆的。当德里达似乎在重复他不愿承认其构成先驱者文本的一种分析的一般思路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30年之后，当他带着明显的愉快去探讨他们政治和哲学某些方面的共同立场时，德里达对他的态度明显宽容了。”[5](P33) 

芬克（Eugen Fink）是德里达在早期的胡塞尔研究中常常引用的人物，德里达并不讳言芬克对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芬克1933年的突破性作品——“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与当代思想”——给他带来的剧烈震撼。德里达在《生成》的写作过程中就已接触到芬克的这个文本并把它列入该书的文献目录。芬克的这篇文章（据说曾得到过胡塞尔的首肯）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胡塞尔晚年的亲密助手和胡塞尔思想的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在文中讨论了先验现象学的几个悖论。芬克认为，先验之我与经验之我不同，但不是不同的“某物”，它的存在与心理学自我的存在相互重叠。他们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已发现的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逻辑能对此加以解释。它的本质是现象学最根本的悖论。这些悖论都起源于这一事实，即先验现象学试图为世界的存在提供一个“超世间的”（extramundane）的基础——同时无须把这一“超世间性”（extramundaneity）设定为纯粹的超越性。这一基础必须同时是内在的和超越的。在芬克看来，为了在基础这一问题上与他人交流，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世间的（mundane）语言，而这需要一个新的差异逻辑。[6](P144) 

芬克对先验现象学悖论的揭示引起了德里达极大的兴趣，他在“‘生成和结构’与现象学”（1959年）一文中详尽地描述了观念对象的先验性存在方式，在一篇关于“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5]（1963年）中德里达花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了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平行关系的特殊性，这一介绍后来在讨论先验之我与经验之我的“令人震惊、奇妙非常的”（德里达语）“平行论”时又原封不动地直接搬到《声音与现象》中。 

提到唐·迪克陶[6]，“德里达先生……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和他的许多从现象学开始哲学生涯的同代人都受到过迪克陶的《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这部著作的影响”。[7](P27)《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主旨思想是一方面把辩证法引入到现象学之中，另一方面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通过对动物心理学和经济历史的分析，提出一种有关意识起源和理性生成的理论，也就是说，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为现象学寻找本体论的基础。从德里达早期著作对唐·迪克陶的引用和批判来看，唐·迪克陶至少有三个观点得到德里达的注意和认同：第一，当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把几何学的真理奠基于人类实践（Praxis）之中时，他已经朦胧地预感到回到外在的、现实的存在和经验的、事实的历史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并不意味着回到经验论历史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我们所处的层面位于还原之后，但这种还原并没有删除现实的自然（wirkliche Natur），现实的自然在其发展中蕴涵了主体性的全部运动；第三，这种主体性运动决不是主观主义，相反，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正是他的“主观主义立场”阻止了他的哲学的进一步跨越[7]。特别是唐·迪克陶的第二个观点值得关注，它能使我们避免这样一种常见的误解：辩证法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彻底铲除了胡塞尔的主体性思想。德里达从未抛弃主体性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改造的“先验主体性”概念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