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基尔克果――存在主义者的先驱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我死以后，没有人能够在我的论文（那是我的慰藉）里找到那充满我一生的根本所在；也找不到封存在我内心最深处的作品，它解释了我的一切，常常使得在世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我看来却举足轻重，或者相反，世人趋之若骛之事，于我却毫无意义――在我将解释这一切的秘密注解毁灭殆尽之时。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扉页 

一、存在主义者的先驱 
基尔克果(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存在主义者的先驱。他比尼采（1844年生）早三十年，比海德格尔早一个世纪。与一般的存在主义者不同，基尔克果首先是一个神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尼采和基尔克果都批判了基督教会，但一个是从否定方面，一个则是从肯定方面。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基尔克果则倡导基督徒的“信仰、行动、受难、内心化”。 
他的中文译名十分混乱，计有：克尔凯郭尔、克尔凯戈尔、祁克果、齐克果，基尔克哥、基尔克果等等。译名的混乱、非标准化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基尔克果还未投以相当的重视。刘小枫先生在《非此即彼》总序里写道：“按丹麦文，Kierkegaard 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我同意刘小枫先生这一看法，本文一致采用“基尔克果”这个译名。 
基尔克果提倡人生的三个阶段：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的作品也是横跨这三个阶段的。有趣的是，对于不同阶段的文集，基尔克果署的是不同的笔名。对于前两个阶段的文章，他从不署上自己的真名，他甚至反复声明：“笔名著作中没有一个语词是我的。”只有在关于宗教的文章，他才乐于署上自己的大名。由此可以看出，基尔克果把宗教当作了自己的精神归依。［1］他还强调说，他的著作虽有笔名和署名，审美和宗教之分，他却一直都是个宗教性的作家。 
基尔克果追求思想与生存的合一。还是个22岁的大学生的时候，他于假期旅行中在日记里写道［2］：“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弄清楚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我要知道什么事情（在做每一个行动之前须对之有所了解这一点不在此例）。问题在于了解自己，认清上帝真正希望我做什么；问题在于找到一个对我来说是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它而生为它而死的观念”。这段话成了基尔克果一生的追求。 
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应该是与生存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生命之外的。为此，他很反感黑格尔式的体系制造者。他在日记里写道［3］：“大多数体系制造者对于他们所建立的体系的关系宛如一个人营造了巨大的宫殿，自己却侧身在旁边的一间仓房里：他们并不居住在自己营造的系统结构里面。” 
他不但批判哲学家与生存的脱节，也批判布道者与生存的脱节。他写道［3］：“在堂皇的皇家教堂里，一位高贵的宫廷牧师、有教养的公众的公开宠儿，出现在由权贵者、有教养的人组成的圈子里，作一次令人感动的布道，他用这些话来形容一个使徒：‘上帝拣选的是地位卑贱而没人看得起的人。’居然没有人笑。” 
这一幕在我们是司空见惯的了，多少贪官污吏面对着公众满含深情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多少歌星影星在幻彩的舞台上扮演着清纯与英雄；多少思想家在舒适的别墅里激情地写下：“我要与底层人民在一起”；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写起文字来似乎正义凛然，当面对可能的生命威胁时，当面对可能的物质剥夺时，我还能坚持自己的观念吗？我能否像一个普通的记者一样揭发不义吗？我能做到吗？我自称以佛教为精神归依，我能做到把钱财全部施舍出去吗（像基督对富家子说的，像李敖对金庸的讽刺）？我能做到五戒十善吗？我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诚实地承认我胆怯，诚实地承认我不够真诚，诚实地承认我处在罪恶之中，诚实地承认我还有很多不足。在此意义上，基尔克果是一面镜子，我们在说每句话的时候，都有必要照照镜子：我们说的是否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是否能够像说的一样去做？ 
二、宗教与伦理的冲突 
在《恐惧与颤栗》（笔名为沉默的约翰尼斯）中，基尔克果借“亚伯拉罕祭子”的故事探讨了“宗教赞同，但伦理反对时怎么办？”这一问题。他认为，伦理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信仰是高于伦理的，但其表现形式应为“个人在作为个体而从属于普遍性的东西之后，又借助普遍性而成为比普遍性的东西更高的个体；此外，作为个体的个人与绝对处于一种绝对的关系中。这种立场是不可调解的，因为一切调解都只有通过普遍性来进行；它是而且仍将继续是一个悖论，对于永恒而言，它简直不通情理。” 
“宗教赞同，但伦理反对时怎么办？”这是基尔克果提出的问题。 
当伦理的外延包含宗教（也就是说，所有宗教的都是伦理的），这个时候宗教赞同的，也就是伦理赞同的，这个问题也就不会产生了。在我来看，一般宗教都是符合且高于伦理的，这应该是生活中的常态。但在其他情况下，当一件事情是宗教的，却不是伦理的，这时候怎么办？基尔克果的答案是，信仰高于伦理。但该答案是有前提，个体应该在进入了伦理之后才能再高于伦理，而且这里讨论的信仰是基督信仰，不是其他的信仰。 
在上帝与摩西订立“十诫”后，“亚伯拉罕”式的困境理论上已经不会出现在基督徒身上了。十诫的第五诫简单明了地写道：“不可杀人。”从此以后，基督徒似乎可以免于这种困境的深思了。但情况并没有如此理想，中世纪教廷疯狂迫害异教徒，新教主义者加尔文烧杀教内异见者。个中原因就在于宗教是由人诠释的，有限的人总是狂妄地试图理解无限的上帝，有限的人总是狂妄地试图代替上帝在人间的位置。他们没有想到或不敢想到的是，基督在人间的一生是受难的一生，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一生。 
基督教以外，这种困境也在其他“伪宗教”的领域里发生着。纳粹德国，日本法西斯，苏联清党、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科学主义……这一切无不以“信仰”的名义，对人类的普遍伦理进行了疯狂的践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该是慎重的，小心的。我们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伦理与宗教的关系？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正当的信仰？什么才可以被称之为绝对的？ 

三、宗教阶段――基督教的苏格拉底［注1］ 

基督把这种方式表述为：“道路狭长，通向生活的小径狭窄，你们是找到它的少数几个人。” 
――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 

对于为何人会选择宗教信仰，他在日记里写道［5］：“一个人不到变得非常不幸，或者说，不到能深刻领悟到生活的悲哀而感慨万端地说：生活对我真是毫无价值的时候，他是不会企图得到基督教的。而只有到这个时候，他的生活才获得最高的价值。”正是这种对一切的弃绝，在空无一物的时候，他却获得了信仰。 
人与上帝的交往是一种“内在性”的交往，［4］“只有当一个人返回自身时，――即只有自我活动的内在性中，他才会聚精会神，才能瞥见上帝。”如果把上帝的言语比做镜子，那么人类［4］“首先要做到的是，你不能看镜子，不能观察镜子，而是要在镜子中自己观照自己。” 
基尔克果对基督信仰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对宗教世俗化的局面忧心忡忡［5］：“由于加入的方式过于随意：每一个就立刻成为基督徒，每一个人就立刻获准成为基督徒，基督教变得是多么的世俗化”。这种宗教的世俗化不只是基督教有，佛教也有。每一个宗教信仰者有必要自问一下：“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信仰者吗？” 
为了维护基督信仰的纯洁性，他甚至大力批判他身边的基督徒。他在1848年的日记里写下［5］：“基督教与人之间的真正冲突在于基督是绝对的，或说基督教认为存在着某种绝对的东西，要求基督徒的生活表现出某种绝对的东西的存在。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连一个基督徒都看不到；我不曾看到任何人的生活表现出那样的一种存在。众人的基督教是由宣誓入教、拥护正统、反对异端等等构成，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和异教徒没有什么两样，表明众人存在于相对性之中。众人的生活除相对性外，一无所有。” 
他进一步批评道［5］：“基督教完全理解，要做到惟真理是从，尤其紧要的是个体必须使自己适合成为真理的工具。但是在我们这个崇尚客观的忙碌的时代，人们对于这些连想都不愿意想。因此便有一个渎神的基督教――客观上讲是正确的――由那些毫无基督徒色彩之人传扬了。再也没有比这造成更大的混乱，它以一种非基督教的方式来宣扬基督教，实际上是取消了基督教。”基督是至善的、绝对的，人类相对于基督是罪恶的、有限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是，正视自己的不足，努力向绝对靠近。但聪明的人类为了免除受难的痛苦，却总是能想出好办法：不是把自己往基督那边拉，而是把基督往人类这边拉。等到基督被拉到人类这一边，人类也就无罪了，人类也就成了基督。这是怎样的一种无耻和怯弱！如此下去，宗教将毁于内部。 
他甚至批评了路德的新教，他说［5］：“路德本着人类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人类对于代表上帝利益的基督教的反动。”在此意义上，新教是对人类的妥协，新教并非是基督教的一种进步。所以，在他看来，“问题不是放松基督教的要求，而是提出严格要求。” 
在他看来，基督徒的生存意义就是“受难”，“与基督一道受难”。［5］“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做一个基督徒便意味着：从世间死去――然后被献为祭品，先有一枝长矛刺穿心脏（从世间死去），继而遭人憎恨、唾骂并被上帝抛弃（即被献为祭品）。” 
一个人为何会走向“受难”？基尔克果写道：“如今我三十五岁了，经过沉重而痛苦的锤炼和一丝不苟的忏悔方才领悟到，应当超脱凡俗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能够在以罪已得到宽恕为中心的信仰里真正找到我的生活，并且得到救赎。”这正是“救赎之路”。为了走向“救赎之路”，我们必须受难，包括内心的受难和现实中的受难。对于“受难”的情景，他又写道［5］：“他的同时代的人则视他为疯子，或魔鬼附体的人。他遭人憎恨、诅咒、迫害、最后消失了，死得像一个殉教者。于是，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仿佛魔法般地，如今似乎一切的存在都竞相向这个饱受折磨的人折腰，惟命是从；原来他，只有他，才是正确的。”这样的生活无疑是悲惨的，即使有死后的荣光。当基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公众在呼喊，他们在呼喊释放旁边的强盗巴拉巴斯。而对于基督，公众喊道：“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忠实的使徒也开始动摇了。当代明智的人们，谁还会跟从走向十字架的那位？谁还会选择这样的“受难”生活？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理性之外。 
基督徒应该“受难”，这是不是说基督教和基督是残忍的？基尔克果回答道［4］：“不，――基督自身是温柔与爱，他是温柔与爱本身。残忍来源于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生活；要向这世上的人们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并非柔弱、软弱都想要把基督徒从这世界上带走。”或简单地说，“残忍的是尘世，――基督是温柔和爱”，在尘世间，“爱受到仇视”，“真理倍受迫害”，因此基督徒“对真理的爱要受难”。这种受难是有意义的，“真正的基督徒的受辱并不糟糕，是恰当的受辱，它是尊严的反映，不过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反映，在这里尊严要倒过来表现为低下与受辱。” 
基尔克果短短的一生正是“受难”的一生，他受尽了同时代丹麦人的嘲笑。在1846年，《海盗船》甚至刊登攻击他的侮辱性文章和漫画。在日记里，他写道：“我从未有过一个过往从密的知己。作为一个文人，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公众引为知己。但是考虑到我和公众的关系，我则必须以后人为知己。那些被认为是前来嘲笑别人的人们是不能很好地引为知己的。”我们作为后人，是否真的理解了基尔克果？ 
基尔克果赞美“质朴性”，所谓“质朴性”，就是“安贫乐道，先求上帝的国”、就是“意味着待人诚实和公平”。“破坏你的质朴性，便极有可能在今世获得发展，极有可能功成名就――但是永恒性将和你无缘。追随你的质朴性，你在人间将遭遇风浪，却会被永恒性悦纳。”这里的“质朴性”类似于“赤子之心”。在当今物欲时代，有多少人能保持自己的“质朴性”呢？涛涛人潮，还有谁不是在追名逐利？借用禅宗的故事，茫茫人海，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利”而去，一条为“名”而来。 
一个“质朴”的人并不随波逐流，并不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而在当今社会，似乎一个正常的人就应该与众人保持一致。众人，众人，多少罪恶不正是借着众人的名义吗？那些行恶事者，不是都有这么个借口：“大家都是这样的”？那些所谓智者，他们开出的人生建议不就是：“和众人一样”？在他们简单的脑袋里，众人就是对的。然而，众人就是对的吗？还是那个诗人给出的答案痛快淋漓：“流感就是好的吗？”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众人的道德水准比个体低。众人，并不是个体的避风港。 
也正是部分由于众人的存在，一个“质朴”的人不得不“受难”。在众人面前，苏格拉底式的“牛虻”是可厌的。他们对苏格拉底说道：“走开，你这无聊的人，让我们活得轻松愉快一点。”谁叫你与众不同？谁叫你刺中我们的痛处？同样，［4］“基督教也会使自然的人感到不快”，它要人克制自己的欲望。 
基尔克果强调“信仰”，在《恐惧与颤栗》里，他说：“唯有通过信仰一个人才可以说把握了存在。”在日记里，他也写道［5］：“对于基督教真理的一切世俗――历史的争吵、辩论和证明必须统统抛弃；惟一的证明只是一个信字。如果我信（诸君知道，这是灵魂的一种内在的决定），那么就我而言，信总比理性为强；事实上，信念是支撑着理性的，而不是相反。”存在主义者的强调感性先于理性，可以在基尔克果这里得到原型。 
他批判牧师们脱离生存的布道方式，并用了个俏皮的比喻：“不妨想象一下，警察不去捉小偷，而是开始举办偷盗的讲座，等等”。他认为：“只有通过见证人，即通过那些以其存在表达他们的主张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实现其主张的人们，基督教才能得到传播。”是呀，比起那些空乏的理论说教，德蕾莎修女的所作所行，不是更为生动、更有感人吗？可以这么说，宗教界缺少的往往不是理论上的大师，而更是行动上的大师。 
作为一个勇敢的思考者，基尔克果还探讨了对信仰的“怀疑”。［5］在《非科学的最后附言》里，这种怀疑被定义为“对于绝对关系之绝对表达的反动”以及“内在于绝对的阻力”。怀疑是一种宗教恐惧，是一种对善的恐惧，是对于个人绝对性和相对性相关并且尽可能地拒绝认识绝对(上帝)的绝对表达(即他的诸种无条件表达)。这种“怀疑”，对于一个以宗教为第一生命的人来说，显然是痛苦的。然而，基尔克果认为，“然而这是爱，无限的爱，但是只有你濒于临死之境，他才能够爱你，而这正是仁慈，无限的仁慈，把永恒的痛苦转化为暂时的痛苦的仁慈。”方死方生!绝望之寂暗中，透着希望的曙光。 
有时候，他又写道［3］：“我不知道基督教是否真实无妄，但我将认为它是真的，并以此来安排我的生活，以它为我的生活支柱――如果它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也不后悔我的选择，因为它是我所唯一关心的事情，那么，这将是对基督教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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