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作者简介：陈艳梅（1967.12-），女，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部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1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袁世凯统治时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思想领域里面临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冲击，古老的中国正在死亡，但人民的新中国还处于诞生前的黑暗之中。在如此深重的危机面前，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与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开始艰难地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梁启超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先驱者之一。

　　梁启超，这位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倾毕生精力于爱国报国的伟业之中。从他戊戌维新前后活动中，足以见其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精神。政变前夕，梁启超就曾发表演说，对士大夫明知亡国危险而不图变革、无所作为的思想状态大加针砭，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梁启超同他的老师康有为同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顶住顽固派压力与爱国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钦佩和赞扬。他克服流亡国外的各种困难，更积极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先后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批判和传播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文章，对国内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遵宪称誉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梁启超批判封建专制的腐朽和罪恶，致力于剖析国民弱点，力倡“新民”之说，以及如饥似渴的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都是与他豪迈的爱国之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冷嘲热讽，妄自菲薄，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饱含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对中华腾飞于世界的期望。他的思想唤起了国民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有力配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从思想上武装了整整一代人，从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它首次透过几千年文化背景的深层来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实是开五四运动之先声。“诗界革命”中他主张“新诗”须熔铸新理想新意境，这其中就包括反对侵略、挽救国家危亡、誓死保卫祖国疆土的尚武精神和变革旧制度、献身国家民族的高尚抱负和雄伟气魄。这些新内容，使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诗中表现得不只是面对民族危机的悲愤，更重要的是一种要求奋发图强的积极精神：他不仅热情歌颂祖国的伟大、可爱，而对祖国的振兴充满了信心。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同样包含激情，因此他的新小说立足于现实，敢于干预生活、针砭时弊，触及并探索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流。这时的新小说大都突出了两个主题，即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梁启超，更是注重精神文明对于政治实践的宣传、鼓动及舆论的重要。他认为国民中存在的劣根性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他深刻地剖析国民性，以培养国民的元气，即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主张提高国民的思想与能力，“一曰，淬厉其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即要求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新思想、新精神，“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迫切要做到“博考各国民族可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并且要能使发扬本民传统中优良的东西，与吸收外来富强之道，二者“调和”即融合起来。他明之以理，动之以情，热切地呼唤中国人彻底改变暮气沉沉的气习，振奋无畏的精神。在梁启超那里，传统的东方精神文明已经发生动摇，新思想、新文明的输入已成为改变国家落后和社会空气恶浊的关键。

　　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梁启超早在《<民国十大元气论>叙论》中已经有过理论上的阐释。他说如果想使我国进步，使与西方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然而，文明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他认为，“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而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觉自任者，与此二者之先后缓急，不可不留意也。”他认为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马车、华宴、铁桥、军舰之类都不能谓之文明。“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那么精神是什么？他说政治、法律也只能算是“形质之精神”，孟子所谓的“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才是“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节节，模范其形质，终不能成”。梁启超在这时已经指出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而且认为儒家的思想主张，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个观点，不仅他一贯坚持，渗透到他的美育思想中去成为他人生观和精神生活理论的基础，而且影响了不少人，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