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一、引言

　　基于自然性血緣情感关系的孝道观念，构成中国人的根本价值信念与基本文化立场，是齐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在家庭领域，基于传统反馈型代际模式，子代赡养老年父母是孝道伦理规范和道德义务。即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孝道观念在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与情感支持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效应[1]。非华人文化圈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家庭伦理规范是驱动子女照料父母的重要影响因素[2]。因此，随着中国渐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发挥孝道伦理对家庭养老功能的保障作用具有紧迫性、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推进家庭美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由此，转型期孝道观念及其变迁激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探索较多而一致结论不足。通过农村的调研和个案访谈，近年有文献指出，中国社会似乎出现“孝道沦丧”，致使农村家庭养老机制遭受巨大冲击[3]。基于六个城市的数据调查也得到类似结论，伴随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成年子女的孝道认知程度及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逐渐减弱[4]。不过，当部分研究试图勾勒中国孝道沦丧的图景时，另一些较为复杂甚至相悖的事实也被描绘出来。有研究指出，农村地区的代际关系类型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从亲近到矛盾之间具有多元化类型[5]。这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得出孝道观念衰落或是代际关系弱化的结论。更有研究从父母的角度出发，发现老年人对子女孝顺程度的总体评价越来越好[6]。

　　结论的差异固然可能是源于地域、数据及测量方法的不一致，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区分孝道的内涵维度，笼统考察孝道变迁容易混淆研究结论。事实上，孝道涵盖“权威性”和“相互性”两种在内涵性质及运作功能上明显不同的属性。孝道的这两个维度构成叶光辉等人所提出的孝道双元模型[7]。前者反映家庭角色道德规范，后者则反映亲子之间的情感互动。曹惟纯、叶光辉利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发现，制度和社会变迁带来的不是孝道的兴衰，而是孝道内部结构中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对消长[8]。权威性孝道观念在早期表现式微，但近期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剧，孝道整体认同感上升，且权威性孝道相对于相互性孝道呈现出更加强劲的上升势头[9]。因此，对于孝道式微的判断，尚需更为细致的分析。

　　代际传递是孝道文化的初源维护。但相比之下，目前对孝道的研究，学者们常常关注其变迁趋势，以及孝道观念对其他变量（如代际支持）的影响，而很少对孝道本身的形成及其传递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另外，就实证研究而言，“孝道沦丧论”者大多依据区域性调查和个案访谈的资料，其结论有待全国性大规模数据的翔实论证。我们需要辨析至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孝道观念究竟经历了何种变迁，不同内涵维度的变迁趋势有何不同;二是家庭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位和载体，在孝道观念的形成、世代更迭和绵续中起到什么作用。具体一点，就是父母的孝道观念是否能够传递给子女。这对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巩固和发挥家庭养老基础地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鉴于此，本文在孝道观念形成及其影响因素这个框架下，从代际传递视角切入，利用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家庭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孝道观念的变迁及代际传递效应，以便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孝道观念的传承机制。研究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辨识和区分孝道观念的內涵和结构维度，并阐述不同孝道维度的变迁趋势;②从代际传递视角探究孝道观念的演变及其持续性;③探析孝道观念代际传递效应本身随时代发展之变化特征。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通过承继和演绎，儒家孝道的内涵有其不同的历史承载，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关系具有基本的价值和文化导向作用。然而，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文化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衰微。不过，孝道观念是否会伴随现代化而弱化或是消亡，现有文献并没有一致结论[10]。尽管有研究指出，转型社会的孝道观念已从绝对权威服从（子代服从亲代）转向平等亲情与辈分权威两个维度并存的二元模式[11]。但不管怎样，这两个维度的孝道观念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8]。这说明孝道观念在历史沉浮变迁之中，持续性依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代际承继和世代绵续是文化传承的首要特征。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将社会成员共有的偏好和价值观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有研究指出，尽管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随社会制度环境的变迁而变化[12]。但个体的文化信念主要来源于上一代的文化传承，然后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而发生缓慢更新并传递至他们的下一代[13]。而且社会环境越稳定，文化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持续性就越强[14]。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场所和载体。社会化或文化传承理论认为，父母拥有家长式的利他心理，关心自己的孩子并有目的地传递自认为正确和/或对子女有益的信念、偏好和价值观。这意味着父母会对子女提出某种形式的口头指示或劝告，投入时间、资源，甚至直接干预子女的生活，期望他们能够拥有与自己类似的文化特征或偏好[15-16]。类似于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学说，他们都把社会化看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应该如何行动的指示。同时，经典的社会化理论强调父母不仅仅是“口头劝导者”，而且是孩子的行为榜样[17]。儿童持续暴露于父母的特定行为模式中，导致他们学习模仿、适应并内化该行为及其相关的态度，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垂直社会化。

　　具体到孝道文化观念，代际传递也正是孝道文化延绵至今的主要机制。生物个体在向社会人转变的成长过程中，长辈尤其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会传递和教化有关孝道伦理规范。个体同样会加入这一过程之中，儿童通过观察父母的尊亲行为、长幼尊卑以及家庭成员的代际互动关系，潜移默化地形成与之相关的态度。因此，个体孝道观念形塑于儿童社会化过程并受原生家庭环境的影响，且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出稳定的代际传承性。然而，孝道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国际学术界对其代际传递机制缺乏科学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此外，在文化代际传承过程中，当一种文化受到外部冲击时，家庭内部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以传递文化意识给子代，从而保证文化的延续[15]，那么当传统孝道文化在社会转型中面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外在冲击，家庭内部的资源倾向对孝道传承的正向效用机制是否还能发挥效用，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论证，这构成本文的研究动机。

　　已有研究从亲子互动关系角度考察个体孝道观念的形成机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教养行为对子女的孝道观念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18-19]。不过，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仅有李启明、陈志霞基于湖北襄阳农村地区439户家庭调查数据[20]，为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他们发现父母孝道观念和行为对子代孝道观念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并促使其在代际互动中实践自己的孝道行为。遗憾的是，由于数据限制，其研究结论局限于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有待全国性翔实数据资料的验证。此外，由于成长陪伴时间或是家庭角色的不同，父亲和母亲对子代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孝道观念代际传递过程中，有必要区分和比较父母各自独立的作用。 　　另外，代际传递效应本身也可能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代际传递是文化再生产和维持文化观念稳定性的重要机制，但传递本身也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一方面来自父母，他们会结合自己的经验，选择被社会公认或更有价值的觀念传递给后代。例如，通过对移民家庭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不仅向子女传递他们个人认同的价值观，也会刻意地传递社会上公认的重要价值观[21]。另一方面的选择性也来自子代，受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和成长体验的影响，会有选择性地学习或接受来自父母的观念和行为。同时，孝道观念的形成还可能受到同伴朋友的影响，并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推广而受到特定社会宏观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总之，孝道等文化价值观念的代际传递，在内容和程度上都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模式、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孝道文化，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而现有研究对于孝道文化现状及其传承的分析，大多忽视了代际传承的效用机制，且根据文化传承模型[15]，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文化传递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将父亲、母亲都纳入代际传承的分析中是十分必要的。综上所述，无论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还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都有必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对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并以此来探讨孝道文化的变迁以及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基于此，本研究将利用全国代表性的调查资料，从家庭出发，构建亲子匹配数据，综合探讨父亲、母亲对子代孝道文化的代际传承效用，并深入分析孝道文化代际传承效用的变迁趋势。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跟踪调查项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内容涵盖个体特征、家庭关系、经济状况等诸多主题。其中2014年CFPS专门设计了孝道观念的测量模块，且其调查对象为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这是目前涉及孝道观念最具全国代表性、最有时效性的亲子匹配调查数据，为分析孝道观念及其代际传递效应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在实证分析中，使用CFPS项目组公布的“个人截面权数”进行加权，使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2.孝道观念及其结构维度

　　孝道文化观念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这也使得其量化测量较为完善。叶光辉提出并利用经验研究验证了双元孝道模型[7]，随后双元孝道模型也被基于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的大型综合调查的分析所验证[1， 8]，是目前较为可靠的孝道测量方式。所谓孝道双元模型，即指现代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其中，相互性孝道主要是指亲子之间的情感、精神交流，体现儒家“亲亲”原则;权威性孝道则强调子代对亲代的遵从，体现儒家传统中的“尊尊”原则。在实践生活中，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相互融合，共同构成我国反馈型的代际关系模式的基础，不仅在情感支持上遵从父母，更从经济照料上赡养双亲。

　　在CFPS数据中，测量孝道观念的具体指标一共有以下六项：①无论父母对子女如何不好，子女仍应善待父母;②子女即使在外地工作也应经常回家探望父母;③子女应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④儿子结婚后应和父母住在一起;⑤为了传宗接代，人应至少生一个儿子;⑥人应做一些光宗耀祖的事情。每个测量指标均有五分类的选项以供受访者选择（1—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对孝道观念测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可以提取得到两个公因子。其中，公因子1涵盖的变量是③④⑤⑥项，这些变量主要强调子代的辈分角色义务;公因子2涵盖的变量则是①善待父母和②经常回家探望父母，主要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与胡安宁等的对孝道观念的测量结果[1]是类似的，故本研究遵循胡安宁等学者的分析，将公因子1命名为权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公因子2命名为相互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研究计算了两个公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其中权威性孝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0，而相互性孝道则为0.44

　　由于数据的限制，构造相互性孝道维度时只用到了两个观测变量，造成其克隆巴赫系数相对较低，这和胡安宁2017年研究等同类文献的结果是一致的。。

　　3.分析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体的孝道因子得分。由于代际传递的探讨需要用到子女以及父母的孝道观念，因此，我们以家庭中的子代为参考，构建亲子匹配数据，以子代的孝道观念作为因变量，并检验亲代孝道观念对子代孝道观念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在加权使用全国总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了父母全部去世的个体，同时我们剔除了由于未当面访问等造成孝道观念调查变量缺失的个体，得到父母至少一方在世，且关键变量未缺失的样本量为23703。其中，能匹配上父亲相关信息的样本量为6794，能匹配上母亲信息的样本量为7660，能匹配上父母双方信息的样本量为5941

　　由于控制变量亦存在部分缺失值，故后续进入模型的样本量略小于此数。。不过，在CFPS数据中，一般情况下只有与父/母共同居住（同灶吃饭）的家庭才能同时搜集到亲子两代的相关信息，从而成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避免父母健在但因没有“同灶吃饭”而没有进入调查所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通过使用从样本选择方程中获得的信息，对回归方程估计中的样本选择偏差进行矫正。

　　本研究对“是否与父/母同住”建立选择方程，其中只有当zi=1（zi表示“是否同住”，同住=1，非同住=0），个体i才会进入回归方程。即被解释变量是否进入回归模型取决于二值选择变量zi。用两个方程来表示被解释变量yi的决定因素：

　　回归方程：yi=βixi+εi，当z*i=1时，样本进入回归模型。 　　选择方程：z*i=wiγ+ui，当z*i>0，则zi=1，否则zi=0。

　　Prob（zi=1|wi）=Φ（wiγ）

　　则：E（yi|z*i>0）=E（βixi+εi|wiγ+ui>0）

　　=βixi+E（εi|wiγ+ui>0）

　　=βixi+ρ·σ·λ（-wiγ）

　　其中，λ为逆米尔斯比率，xi为决定被解释变量的外生变量向量，wi是决定z*i的外生变量向量。

　　选择方程以“与父/母同住”为被解释变量，来探讨与父/母同住与否的个体的孝道观念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现有的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由于教育、收入，以及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会在与父/母一起居住这个问题上做出不同选择[22]。同时，婚姻与住房情况对于家庭规模、居住结构也会存在影响。基于现有研究基础，本研究的选择方程中主要探讨了个体的基本人口学变量、婚姻、教育、收入以及住房状况对“与父/母同住”的影响。

　　回归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子代与父代的影响因素。如子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是否有孩子、健康状况、住房产权、调查地点、户籍、出生世代，以及父母年收入（对数）、父母的年龄、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父母的健康状况。考虑到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转型与文化冲击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个体孝道观念，因而将省级层面的地区虚拟变量加入模型中，以便控制无法观察的地区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回归分析中，调整样本在省份层次上的聚集效应，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各变量在样本中的具体分布如表1。从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所分析的样本中，男性占比要高于女性。这是由于在“从夫居”的大背景下，以家庭为调查单位的情形下，与父母“同灶吃饭”的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就是多于女性的。分析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1.3岁，已婚比例为57.18%，有52.97%的个体已经生育至少一个孩子。整体而言，被研究的个体在调查时居住地点的城乡分布比较均衡，但是由于存在居住在城镇但持有农业户籍的人口，所以农业户籍人口比重为71.94%。表1也展示了父母的相关信息，可以发现，父母的年龄都在55岁以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均高于母亲。

　　四、分析结果

　　1.孝道观念及其变迁趋势

　　图1报告了孝道观念各个测量指标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①善待父母”、“②常回家探望父母”这两项构成相互性孝道维度的指标，“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较高。也就是说，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孝道观念也一度受到质疑甚至批判，但当今社会中，亲子间基于情感互动的相互性孝道，仍然得到了高度认可。

　　图1中的③至⑥则反映了权威性孝道的测量指标的分布状况。相对于相互性孝道的明显右偏，权威性孝道各指标的分布则相对更为均匀，对权威性孝道观念测量指标持不赞同态度的居民比重明显高于相互性孝道。其中对于“人应该做一些光宗耀祖的事情”说法倾向于不赞同的比例相对较低（11%），对于“子女应该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和“儿子婚后应该和父母住在一起”两种说法，倾向于不赞同的比例则分别达到19%和22%。这与传统孝道观念中子女对于父母权威的绝对服从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发展，其追求自身权益的意识逐步增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性观点。对于“为了传宗接代，人至少应生育一个儿子”的观点，赞同的受访者与不赞同或无所谓的受访者各占一半，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宣传与普及，生育观念的性别维度发生了一定转变，男性偏好在我国社会虽仍然存在，但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善。

　　至于孝道的世代变迁，通过出生年代的适当分组，能够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变化趋势。本研究综合考虑个体出生年份，以及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节点，将世代划分为四个组：分别为1949年及以前的世代、新中国成立后1950—1978年世代、改革开放后的1979—1989年世代、1990年及以后世代（“90后”）。出生于这四个世代的样本比重分别为：15.04%、54.98%、17.92%、12.07%。

　　图2反映了孝道观念的世代变迁趋勢。从中可以发现，基于亲子间情感互动的相互性孝道认同度高于基于角色规范的权威性孝道，这与国内外其他同类研究结论是一致的[20]。就世代变迁而言，权威性孝道观念的强度随世代推进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这意味着权威性孝道的影响力有减弱的趋势，似乎印证“孝道衰亡”的观点。不过，反映代际情感互动的相互性孝道观念则随着出生世代的推进而保持稳定且略有上升趋势。这表明，孝道是否衰落不能一概而论。此外，从图3可以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无论是相互性还是权威性孝道意识的强度均较为接近。也就是说，在权威性孝道随着世代的推进而逐步减弱的情况下，亲子之间的孝道观念仍非常接近。这可能正是由于子代孝道观念的形成是受父母的影响，因而在孝道内部维度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仍然稳健。当然，父母对子女的孝道观念的影响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检验。

　　2.回归分析结果

　　在因子分析基础上，研究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别对孝道的两个维度——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的代际传递进行探讨。为了减少共线性问题并检验父母孝道观念对子代观念的独立影响，模型逐步验证父亲、母亲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3分别为母亲、父亲以及父母双方对子女权威性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模型。模型4—6则为母亲、父亲以及父母双方对子女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模型。

　　从表2中模型1—3回归结果可知，父亲、母亲的权威性孝道会显著影响子女的权威性孝道观念，但父辈的相互性孝道观念对子女的权威性孝道观念没有影响。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纳入父亲、母亲的孝道观念，发现父母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对子代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具有独立的影响。模型3同时纳入父母双方的孝道观念，发现父母孝道观念影响子代孝道观念的结果保持稳健。也就是说，父母的权威性孝道观念意识越强，子女的权威性孝道观念也越强，但父母的相互性孝道对子代的权威性孝道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此外，个体（子代）的权威性孝道还会受到性别、教育等特征状况的影响。男性的权威性孝道观念要强于女性。针对这一发现，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权威性孝道观念体现的是儒家“尊尊”原则，当前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虽日益增长，但“从夫居”“父权制”在社会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而“从夫居”“父权制”是家庭角色规范的主要体现，所以在基于家庭角色规范的权威性孝道意识强度上，男性强于女性。而教育对于权威性孝道观念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受教育年限越长，权威性孝道观念越弱。

　　模型4—6是相互性孝道代际传递的分析结果报告。与权威性孝道观念的回归结果类似，情感性孝道观念也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父亲、母亲的相互性孝道观念对子代同一维度，即相互性孝道观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女性的相互性孝道意识强于男性，似乎印证“女儿更孝顺”或是女儿与父母情感交流更多、更能体贴父母。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权威性孝道观念还是相互性孝道观念代际传递效应模型，母亲孝道观念的回归系数都大于父亲孝道观念的回归系数。就本研究而言，在父、母的孝道观念采取相同测量方式的情况下，可以说母亲对子女孝道观念的影响大于父亲的影响。针对这一发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基于当前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一般更多地扮演子女教育者的角色，尤其是子女青少年时期，往往是母亲花在陪伴和教育子女上的时间更多。且女性的情感表达更为丰富，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与母亲的情感互动更多。因此，母亲对子女潜在意识的影响作用更强。

　　值得说明的是，按照常理来说，接受教育越多的个体更懂得感恩，孝道观念应该更强。但是研究结果却显示，受教育年限对个体的权威性和相互性孝道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权

　　威性孝道基于传统辈分角色规范，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对于“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观点的认同度逐步减弱，这与曹维纯等的研究结论[8]是一致的。而教育年限对基于亲子互动的相互性孝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年限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而有研究已经证明，现代化对于孝道存在侵蚀作用，现代化水平越高，孝道被侵蚀得越严重[4]。同时，在快速城镇化和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的背景下，受教育程度提高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同住概率降低、居住距离增大[22]，从而不利于代际情感互动和孝道观念的传承。这也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分析，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是否存在世代差异，也就是代际传递效应的程度是否在不同世代、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3.孝道观念代际传递效应的稳定性

　　上述模型分析了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但是其代际传递效应在不同世代、城乡之间的稳定性则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表3报告了加入父母孝道观念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之后的孝道观念代际传递分析结果。表3中的分析结果仍然是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中加入交互项之后，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依然显著，父母的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均对子代相应维度的孝道观念产生正向影响。

　　┣┣（中）表题┫┫表3 孝道观念代际传递的稳定性检验

　　变量母父父母

　　权威性孝道：

　　权威性孝道（父）*农业户口-0.058*（0.038）-0.011（0.035）

　　权威性孝道（母）*农业户口-0.080**（0.037）-0.065（0.040）

　　权威性孝道（父）*1978年及以前-0.003（0.035）0.053（0.001）

　　权威性孝道（母）*1978年及以前-0.069（0.052）-0.035（0.034）

　　权威性孝道（父）*1979—1989-0.026（0.042）-0.012（0.041）

　　权威性孝道（母）*1979—1989-0.036（0.032）-0.011（0.034）

　　控制变量有有有

　　相互性孝道：

　　相互性孝道（父）*农业户口-0.044*（0.027）-0.080***（0.024）

　　相互性孝道（母）*农业户口-0.007（0.024）-0.011（0.024）

　　相互性孝道（父）*1978年及以前-0.096***（0.035）-0.116***（0.040）

　　相互性孝道（母）*1978年及以前-0.016（0.045）0.021（0.047）

　　相互性孝道（父）*1979—1989-0.078***（0.028）-0.067***（0.025）

　　相互性孝道（母）*1979—1989-0.035（0.025）-0.021（0.025）

　　控制变量有有有

　　┣┣（中）表注┫┫ 注：1.表中的系数估计基于表2中的模型设定，所有控制变量均有纳入模型;2.模型中以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世代为对照组;3.表中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允许样本在省份内聚类;4.*、**、*** 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3的分析结果还显示，权威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较为稳定，不受出生世代的影响。在单独考虑父亲或母亲对子女孝道观念影响的情况下，农业户口居民的权威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弱于非农居民，但是这种差异在同时考虑母亲和父亲的情况下不显著。

　　相互性孝道的代際传递效应的异质性要高于权威性孝道。与父母一起居住的个体中，农业户口居民的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要高于非农户口的居民。这与我国当前的老年人口养老方式不无联系。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在农村的普及率低，而城镇地区的养老方式相对更为多样。绝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口是居家养老，老年生活基本是靠成年子女支持，年幼的子代更能体会到成年父母在照顾家中老龄长辈时的用心，在言传身教之中，孝道观念的代际传承也得以加强。

　　父亲对子女的相互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会随着世代推进逐步增强。这一现象在与父亲同住以及与父母双方同住的样本中均得到了验证。在以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世代为对照的情况下，父亲的相互性孝道与1978年及以前出生的世代、1979—1989年出生世代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1990年及以后出生世代的相互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最强，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随着世代的推进在逐步加强。 　　结合孝道代际传递效应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见表3）与世代变迁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图2）可以发现，权威性孝道的整体发展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其代际传递效应不随世代发展而显著变化，这说明权威性孝道的整体下降趋势不是由于代际传递效应引起的;而相互性孝道的整体发展比较稳定，但是其代际传递效应却在逐步增强，这说明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孝道衰落，甚至会促进孝道观念认同度的上升。

　　五、结论与启示

　　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以维护代际和谐、发挥家庭养老功能，已凸显其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亲子代际关系出发，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亲子匹配数据，研究孝道的内涵维度，以及不同维度的变化趋势和代际传递效应。

　　研究表明，孝道观念尤其是相互性孝道并没有式微或就此消亡，“尊尊荣亲”的文化信念和社会实践还没有实质改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迁，权威性孝道观念存在虚化迹象，使得孝道已经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辈分角色规范，转向平等亲情与辈分权威并存，且相互性孝道认同高于权威性孝道。总体上，善待父母和常回家探望父母的观念得到绝大部分居民的认可，而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思想观念在当今社会也仍得到了较多支持。而且，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均具有较强的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均会对子代相应维度的孝道观念产生正向预测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有随世代更新而提升的趋势。由此可得，世代更迭也难以撬动基于自然血缘情感关系的孝道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信念与基本文化立场。基于此，本文印证支持代际传承是文化观念持续性的重要机制。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依托家庭、挖掘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以积极应对老龄化具有重要启示。在权威性孝道呈现出减弱的情况下，其代际传递效应随时代发展保持稳定。而在相互性孝道认知水平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其代际传递效应逐步增强。这说明家庭在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承中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认为，复兴孝道伦理规范，发挥传统优秀文化的正面效应，不仅需要强调政府、社会的宣传推广作用，以及学校教育对于孝道伦理的培养等，更需要重视家庭建设与家教传承。因为孝道伦理的形成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仅仅通过鼓励、宣传和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是在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将之内化于心，才有可能外化于行。因此，应当着眼于长远，结合现代家庭发展理念，加强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让具有新时代内涵的孝道伦理规范渗透到代际关系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家庭代际关系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