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收购的信息披露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基石，其理论基础是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证券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纠正证券定价偏差，最终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真实、准确、完整、公平披露、规范、易解、易得的信息是投资者作出理性投资决策的先决条件，是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在没有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情况下，证券市场上信息的混杂状态使得投资者无法辨别高品质证券与低品质证券，结果便是高低品质证券的价格趋同，换句话说，投资者不愿意为高品质证券支付高价，因为他不知道哪些是高品质证券。这就是证券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直接后果便是“资源将会配置到一些低价值的替代物上作用”(Esterbrook and Fischel,1984)，而高价值的证券定价偏低，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降低，资源配置功能受损。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证券监管方式，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在世界各主要资本市场中得以推行。实践强有力地证明，通过树立并维护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和提供投资者保障，信息披露制度增进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并最终促进了资本的有效配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英美等国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历史回顾和披露哲学的转变
　　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收购立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主要的共同之处，即他们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司收购中的信息披露来保障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一主题来进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具备两个主要功能：保护投资者和防止证券欺诈（王保树，1997）。在公司收购法律体系建立已前，英美等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只是证券发行人（公司），投资者只享有获得信息的权利而没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在一般的证券交易中，这种传统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但是，二战后资本市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一系列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孕育下，收购方绕过上市公司管理层而直接向目标公司股东发出公开收购要约(tender offer)的敌意收购大量涌现。由于公司收购的特殊性，使得传统的信息披露制度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保护投资者和防止证券欺诈的功能，这些特殊性表现在：(1)收购者与目标公司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分散的股东之间缺乏信息沟通与联合，缺乏与收购者谈判的能力。(3)收购极易诱发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
　　有鉴于此，西方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对传统的披露哲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1)将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传统披露制度中的证券发行人扩大到公司收购者或潜在的收购者。收购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广泛，包括收购目的、对目标公司未来的计划、收购者的详细情况、收购资金来源、受益所有权股份数量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及合并持股数，等等。
　　(2)通过信息披露制度对具体的证券交易行为进行干涉，保证目标公司股东获得平等的对待，保证投资者有充足时间做出信息充分的明智判断和决策。如对要约时间、要约形式、要约对象、要约具体内容做出限制，以使“受要约公司的同一等级的所有股东必须被要约者同等对待”（城市守则10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条）。
　　(3)通过信息披露制度遏制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欺诈行为。如要求有关方面不得发布误导或不实陈述，要求内幕人士在消息公布前不得泄漏内幕消息，要求管理层定期披露持股数，等等。这些信息披露规则和实质性的禁止性规定（如对内幕交易的禁止不限于与股东有信托义务的发行人的内幕人士，还包括第三人）一起，在相当大程度上遏制了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欺诈行为。
　　适应公司收购实践的发展，在新的披露哲学指导下，西方主要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修改或制定了一批有关公司收购的法律和制度。例如：英国于1968年由自治组织收购与合并委员会(the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颁布《城市收购与合并守则》（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简称《城市守则》）；美国国会于1968年通过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修正案，即《威廉姆斯法》(Williams Act)；加拿大安大略省1980年的证券法(OSA)；澳大利亚1980年的公司股份买卖法[Companies(Acquisition of Shares)Act]；荷兰1970年的《有关兼并行为的规则》；德国在1979年由股票交易专家委员会发布了自律性的公司收购指南；法国在1978年对整个收购法规体系做了全面修改；欧盟在1990年发布关于公司收购的第13号指令，以协调成员国对公司收购的规制；日本于1971年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公开收购要约的条文。
　　　　二、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沿革和现行制度的主要内容
　　　　1.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沿革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是证券市场建立以后才有的新鲜事物。自1993年9月深圳宝安集团举牌延中实业，诞生我国证券市场上第一起公司收购事件以来，至今还不到9年时间，但是对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却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原因是我国证券市场一直以来奉行法制先行、规范发展的原则。我国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最早立法是1992年4月4日出台的《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其中第四章“重大交易”和第五章“收购与合并”对上市公司收购的程序、信息公开义务、重大交易信息公开义务等有关公司收购事项作了规定。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简称《股票条例》），其中第四章“上市公司收购”专门规制上市公司收购，有关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有：持股预警披露触发点5%，持股增减变动披露点2%，披露方式为报告和公告（在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刊上登载），持股达30%的要约收购义务，要约收购的支付方式（货币）、价格、期限，收购失败标准、下市标准、收尾交易等。1993年6月12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简称《信息披露细则》），其中第一章“总则”第3条规定“本细则还适用于持有一个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普通股的法人和收购上市公司的法人”，第4条规定临时报告包括收购与合并公告，第五章“临时报告——公司收购公告”对要约义务人的收购公告规定了18项内容。1993年9月2日国务院证券委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1997年3月3日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都对包括持股和收购信息披露在内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予以禁止。适应上市公司收购实践的发展，1999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对以前有关法规中的收购相关规定作了一些调整，其中也包括收购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但不够细化，缺乏操作性。除了以上法规外，作为自律性组织的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颁布的《股票上市规则》对收购信息披露的具体格式要求作了规定，更具操作性。
　　　　2.现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内容
　　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主要由《证券法》、《信息披露细则》、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1年修订本）》中的有关规定组成。同西方资本市场发达国家一样，该制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1)持股预警披露制度。也称为“大股东报告义务”，它的基本含义是：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一定比例或达到该比例后持股数量发生一定比例的增减变动时，即负有向上市公司、公司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披露有关情况的义务（注：吴弘：《证券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153页。）。持股预警披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严格地说，持股达到一个较小比例（如美国的5%）或在此基础上变动达到某个较小比例（如美国的1%），行为本身一般不会造成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转移，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发生控股权的转移（收购），但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进一步收购股份从而发生控股权转移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收购者突然袭击给目标公司股东和管理层带来措手不及，造成交易秩序的混乱，有必要及时提醒股东和公司注意股权变化动向，让他们对可能发生的收购产生合理预期。第二，由于交易量增大往往引起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通过持股变动的信息披露，可以让公众及时了解大股东的交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
　　我国《证券法》对持股信息披露规定得很简单：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当在3日内向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上市公司并公告，在公告前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增减达到5%，则应当在3日内报告和公告，并在公告后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披露的内容也只有持股人名称、住所，所持股票名称、数量，达到披露点的日期这几项少得可怜的信息（注：《证券法》第79条和第80条。）。2001年12月6日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稿）》）则对此进行了大大细化，将持有股份划分为通过集中竞价持有和通过协议转让持有，对协议转让持有股份的披露义务点（包括持股预警披露触发点和增减变动披露点）和达到披露义务点后的交易限制的规定与通过集中竞价持有股份的相关规定略有差别：协议转让持股的披露义务点可以超过5%，达到披露义务点后“不得再行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增持或者减持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从而对达到披露义务点后的协议增持没有时间限制（注：证监会：《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稿）》第23条。）。这条规定可以看成是对《证券法》第79条的变通处理，符合我国现阶段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非流通股占绝对比例这一普遍状况而决定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以协议转让为主这一事实。《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稿）》对披露内容和格式的规定更为详细，要求编报简式或详式“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
　　(2)要约收购信息披露制度。要约收购(tender offer)也译为交股要约、溢价收购、发起收购、投标出价、发盘收购、标购或公开收购，与其基本相同的一个概念为takeover bid（译为“接管报价”或“收购出价”），指收购者公开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要约，以一确定的条件在一定期间内购买占目标公司相当大百分比的股份，从而达到控制目标公司的目的。有的国家确立了强制要约收购(mandatory tender offer)制度（中国、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法国、西班牙等），即一股东持股比例达到法定比例时，必须向目标公司同类股票的全体股东发出公开收购要约。而有的国家（美国、德国、荷兰等）则没有确立这一制度，收购要约的发出遵循自愿原则。
　　要约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披露触发点、披露义务人、披露方式、披露内容等主要方面，目的是确保目标公司股东获得与是否接受要约有关的充分信息，使得目标公司股东与收购者在信息上处于平等地位，保证有充足时间来估量信息并作出理性的决定。
　　《证券法》对要约收购的信息披露也只有一些简单的规定，《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稿）》对此进行了细化。虽然我国至今尚未发生过一起真正的公开要约收购事件，而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在未来几年内也不大可能发生频繁的要约收购事件，协议收购仍将在收购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国有股的逐步减持、上市公司流通股比重的上升以及证券市场各方面机制的不断完善，要约收购案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渐成为并购的主要舞台，毫无疑问会有越来越多要约收购的好戏上演，甚至有可能成为证券市场并购的主流形式。立法先行必将起到铺路、引导、规范的重要作用，当然，制度也等待着要约收购实践的检验。
　　　　三、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的立法哲学和监管思路
　　从以上对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沿革和现行制度内容所作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时间虽晚，但是收购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制度主要是照搬西方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的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物，未能深刻地把握收购信息披露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未能结合中国实际对具体条文加以创造性地修改和运用。
　　　　1.立法和监管的指导思想还未超越传统的以发行人为中心的披露哲学
　　传统的披露哲学以发行人为中心，披露义务人限于证券发行人，这种哲学适应的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证券市场为主要平台的并购浪潮出现以前的资本市场，那时的资本市场还未涉及太多的存量资产配置。这种披露哲学对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一些特殊问题的解决不能起到指导作用，因而被新的披露哲学所取代。新的披露哲学将披露义务人扩大到收购者和潜在收购者。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的具体法律制度，如披露的内容、要约收购的具体规定、有关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禁止性规定等等，都是以这一新的披露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抓住了这一点，就把握住了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关键。
　　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制度结构失衡，表现在收购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在数量上要大大少于传统的发行人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在内容上也不够系统，漏洞较多。这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收购的迅速发展，而这种不适应在主观上表现为立法和监管机关在信息披露制度的指导思想上的不成熟。成熟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上市公司收购的信息披露上，收购者和潜在收购者应负有至少等同于证券发行人的义务。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进行信息披露制度设计和监管，是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的必要条件。
　　　　2.“洋为中用”的创造性不足
　　考察法规中有关收购的具体规定，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东西多，而自己的东西少，创造性的借鉴也很少。笔者并不鼓励什么都由自己来创造，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西方国家上百年的优秀成果弃之不用；但是照搬照抄也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有一个在借鉴西方经验时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的创造性运用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住西方国家具体的收购法条后面的立法思想。这个问题在本文以下对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中有所体现，在此不展开。
　　　　四、现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
　　由于上市公司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价值的差别同要约收购中的价格平等原则（注：价格平等原则是指要约者必须付给接受要约的同一等级股份（目前我国只有不分等级的普通股）的持有人以要约收购中曾经支付过的最高价格（要约收购过程中要约价格可能修改）。价格平等原则是各国要约收购制度中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证券法》第85条对此做出了规定。）之间的矛盾、成本高、程序的复杂性、结果的不确定性、市场理念与认识尚待培育和更新，以及制度的可操作性不足等原因，要约收购实践在我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解决制约要约收购实践发展的基本问题之前，就专门讨论要约收购的信息披露问题难免陷于空谈。而我国的非要约收购制度问题相对较少，实践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我们有条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以下探讨的主要是持股预警披露问题，有些问题是持股预警披露与要约收购信息披露所共有的，也涉及要约收购中的信息披露。
　　　　1.持股预警披露触发点与增减变动披露点（合称“披露义务点”）
　　作为履行披露义务的标准，制度必须对持股比例的临界线作出明确规定以利遵循。各国对此的规定不尽相同。下面列举几个国家的规定以资后面论述我国情况时的对比参照。
　　在美国，经1972年《威廉姆斯法》修正后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d)节（简写为SEA13(d)）及SEC依此制定的证券交易法条例13D-G(Regulation 13D-G)规定，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Group)，如果获取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注册的某一类股本证券5%以上的受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必须在取得该等股本证券后10天内向SEC申报13D表格(Schedule 13D)，并且必须分送给发行人及交易所（注：卞耀武主编：《美国证券交易法律》，1999年，王宏译，第182页。）。在取得5%受益所有权后，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都必须马上修改表格。重要变化是指增减1%同一类股份，至于购买和处理股份不到1%是否属于重要变化，视具体情况由SEC决定。英国的触发点为3%，披露点为1%（注：万猛、刘毅：《英美证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加拿大分别为10%和2%（注：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25、234页。）；香港分别为10%和1%（注：增减变动披露点实际上是指“非整数点的比例水平应当调整到紧接着的最低整数点上。例如，当所持有的股份从10.1%增长到10.9%时，持股人没有义务披露其获得的增加，因为两个数字经调整到紧接着的最低整数点后都在10%。但是，如果所持有的股份从10.9%增长到11.1%，那么就产生了披露义务——因为该等数字将被调整到10%及11%。”郭琳广、区沛达：《香港公司证券法》，刘巍、李伟斌等编译（英文1996年版），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我国均为5%。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持股披露触发点和增减变动披露点均为5%的规定，在实践中暴露出以下缺点：(1)对流通股收购与非流通股收购一视同仁，而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信息披露的实践又让5%披露义务点形同虚设。实际操作中，非流通股协议转让超过5%是普遍现象。(2)持股增减变动披露点对二级市场收购来说定得过高，特别是在“三无概念股”的收购战中，这一规定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持股预警披露义务点的确定实质上是在保护投资者与鼓励公司收购行为之间的权衡。一方面，制度应该要求大股东尽早披露尽可能多的情况，使投资者能够掌握更加充分的信息对股票价值做出判断，进而做出投资决策，但这样做容易使股价上涨较早，收购者由于收购意图的过早暴露，可能过早面临竞争者的挑战以及目标公司管理层的反收购措施的阻遏，收购时间跨度延长，收购难度加大，收购成本上升，证券市场并购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限制，作为代理问题最后解决手段的接管这一外部控制机制不能有效地在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这反过来又可能给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把触发点定得过高，收购容易了，但收购成本的降低本身就直接是以目标公司股东溢价收益的减少为代价的，也容易给大股东利用信息和资金优势操纵市场获利创造机会。对立法者来说，这实在是一种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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