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扩大内需的对策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1. 一、扩大内需的含义

　　研究扩大内需，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内需。内需：即内部需求，一般把对外国的出口看作外需，内需就是相对的国内的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内需还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AD=C+I+G.其中，AD为总需求，C是消费、I是投资、G是政府支出。消费就是消费者对食品服装耐用品服务等等的消费；投资是企业的投资；政府支出是政府财政支出，包括公共建设，职员工资，转移支付（补助，救灾）等支出。如此说来，扩大内需就是要在上述这三方面“做文章”.

　　现阶段，扩大政府支出是有条件的。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好，国库充裕；出口形势喜人，利润持续增多，有丰厚的外汇贮备（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所以我国政府加大公共建设投资、为职员加薪、扩大社会救济规模和总量是不成问题的。

　　企业投资这一项也有着充分的利好条件。多年来，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基础；股份制企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营企业更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它们已经是国际经济竞争团队中的佼佼者，扩资并购正成为今天的中国企业主旋律。那么，只有消费内需是明显的弱项。

　　因此，扩大内需，实际上主要是扩大消费内需。既让中国广大公众消费者，有足够的现金支配，让他们成为市场上积极的消费大军。如此才能使我国市场活跃起来，经济后劲鼓动起来，内需刺激投资，反过来投资继续刺激消费！

　　二、我国扩大内需存在的难点

　　我国具有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我国若能实行扩大内需与扩大对外贸易密切结合的战略，将会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我国扩大内需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克服的难点：

　　（一）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较低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较低。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主要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个人三者之间进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动，“一方面，从总量上看，随着我国经济收入的逐年增加，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从分配结构上看，三者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依然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0）指出：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我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而同期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

　　与之对应是的劳动报酬分配所占国民可支配以往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据有关资料，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我国家的水平。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16%下降到2010年的12%.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分配率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分配率一般在54%-65%之间，如美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产值的70%,而我国则在15%-20%之间，这说明我国的分配率是比较低的。

　　（二）收入差距过大

　　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我国社科院等编写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0）》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估计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目前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了，而2009年对应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约是23倍。

　　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是否平均的标准，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指标。根据国际惯例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的动荡。我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在我国的现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其突出特点又是，高收入者增长较快，低收入者增长较慢，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一般来说，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人只将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将大部分储蓄起来；而贫困人口会把新增加收入的大部分消费掉。

　　一般来说，收入越高，消费能力越强，反之，收入越低，消费能力越弱；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增加的收入当中消费所占的比例逐步减少，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尤其是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时，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出现。

　　（三）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且分层次、保障水平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改革正在全国加快进行。但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等诸多问题。以养老保险为例，近年来，国有企业已实现基本覆盖，城镇集体企业覆盖率为75.39%,但其它类型企业覆盖率较低，当然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更不在保障的范围之内。城乡居民户口不同、工作单位性质不同等，在社会保障方面出现了城乡巨大的差别，而城镇居民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同样的保障待遇。“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且分层、保障水平有限，一般家庭除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费外，不敢过度消费，更不敢超前消费，而选择储蓄，这就是长期以来投资需求不断增长、消费需求相对下降的症结所在。”

　　2010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7%,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个和24.3个百分点。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房价的过快增长也是抑制民众购买力、制约内需启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由于房价连年持续快速上涨，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房价的暴涨，基本上绞杀了一切终端消费，我们从社会层面观察到，房奴增多，一个房奴往往影响的是3个家庭的消费，男方父母、女方父母和小两口的新家。

　　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消费难以启动，内需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缩小，2010年消费率降到了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率只占到GDP的35.3%.同比世界各国都是最低的。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极不协调，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既不相符。

　　三、我国扩大内需的对策

　　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扩大内需”作为当前的经济工作重点提出，力图通过拉动内需，使国民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因此，培育国内市场需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是当前我国保持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举措。

　　（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改变现有分配格局。我国可支配收入的弊端首先是政府、企业和居民对于社会生产剩余的分配结构不合理，其次是在居民收入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政府收入有更强意愿投向能在任期内见效的拉动GDP的投资项目；企业收入几乎全部构成投资扩大产能；本来比重就不高的居民收入由于分配差距较大，占有大量财富的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较低，而消费倾向高的大部分低收入者没有消费能力。

　　所以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越来越减少政府的分配，增加居民的分配，也就是通过藏富于民，让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这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准备用10年左右的时间让国民收入倍增，从而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其次的工作重点是缩小贫富差距，有效地克服两极分化。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扩大消费比重的基础上，应当提高按劳分配在按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着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保证其收入增长高于平均水平，并纠正平均数掩盖不平均之窘局，逐步向全民中产化发展。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社会保障在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具有极强的效力。这种效力一方面表现为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另一方面通过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

　　由于医疗、住房、教育等相继走向市场化，部分成本被转嫁到公众身上，而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滞后。这就是老百姓生活虽然明显改善，而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内需屡拉不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我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我国需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国家把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上，才真正称得上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2.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国家要加大对医疗、教育、住房的投入。

　　3.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对于经济建设，而且对于改善民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的社会影响是历史性的。它是”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关键环节。温家宝说”:在整个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改善民生摆在重要位置。“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相应法律制度的支持。扩大内需是对传统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调整，它从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利益的是一个变革，它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建立仅靠市场的调节而予以建立是根本不可能的。

　　它的建立首先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切实转变政绩观，将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列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在指标，明确消费考核在各级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数。其次，它还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制度建设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政策不能代替法律。还必须尽快制定和完善以扩大内需为中心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从而把扩大内需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三）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目前，随着全面小康建设、共建和谐社会进程的加快，进一步调整城乡关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已经成为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深化制度改革，弱化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异要从国家政治和管理制度的层面上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尽快实现城市和乡村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在就业上应使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行统一户口，取消城乡户口差别，取消城乡居民入学求医等各方面的户籍歧视，加快实现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

　　2.加大农村投入力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把农村建设作为投入的重点，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重点加强对农业农田水利设施、农村交通、农民住房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农业补贴水平。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不断加大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力度，大力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

　　大力发展高产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培育壮大一大批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非农产业快速发展。继续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大力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

　　4.提高农民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义务教育支持投入力度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生产科技实用性技能知识的培训和指导，重点加大乡村职业技术学校建设力度，强化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促进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论文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