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清初中国学者对地圆说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交流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明末清初，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传播者的主体为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等等。包括地圆说在内的西方天文学理论也被大量地介绍进来，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尤以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最为典型。

　　地圆学是西方天文学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形成了这一学说。世界上最早提出大地是球形并且给出科学证明的是希腊人。地圆说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第一次提出大地是球体这一概念。亚里士多德总结出三个科学方法来证明大地是球形：

　　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且可以看到一些在北方看不到的新的星星。

　　远航的船只，先露出桅杆顶，慢慢露出船身，最后才看得到整艘船。

　　在月食的时候，地球投到月球上的形状为圆形。

　　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地圆说的时间，一般认为很早。依据之一是隋唐墓葬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就铸有地球的图案。然而隋唐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上的地球图案并无说明，对于“平面大地”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实在难以据此了解西方的“地圆说”。

　　明代利玛窦来华，在其编绘《山海舆地图》时首次明确阐释了西方地圆学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的卷首就有地圆说，万历年间传教士熊三拔所著《简平仪说》，更是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地圆说的内容。作为西方天文学的基本内容，清代来华的大批传教士将其以各种方式向中国输入。所以中国人首次接触西方地圆说的时间当起自明代传教士的来华，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看到了西方地圆说明确、系统、完整的阐释。然而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极其缓慢且艰难。

　　西方地圆学说不仅包括“大地为球形”这一观点，还与整个西方球面天文学紧密相连。除了球形大地之外，还包括宇宙与大地的大小尺度、地球与太阳等其他天体的大小比例、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等问题。明末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天文学的大批理论成果，诸如《崇祯历书》、《乾坤体议》、《表度说》、《浑盖通宪图说》、《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这些著作在地圆学说方面，都做过比较详尽的引证与论述。此外，传教士进入中国还带来了世界地图，这对中国人的天文地理观念也应当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利玛窦为例，他带来的地图就有许多刻版。

　　明末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地圆说的反应，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种：

　　一是认为地圆说中国前所未有，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徐光启于1605年曾著文介绍论述地圆说，从古人所熟知的北极出地高度在各地不同的事实来证明地圆说的可信。他又指出，如果承认北极出地高度各地不同，天圆而地平，一种可能的推论是，天与地必相交于阳城以北二万余里处，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从中国传统认知的层面切入，又作正反两面的论证，似更能切中中国人的心思。李之藻在其所著《浑盖通宪图说》和《圆容较义》中也分别论及了地圆说。

　　二是认为地圆说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如熊明遇，方以智等人。熊明遇在他的著作《格致草》中介绍了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为，并对中西天文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其中，熊明遇也充分肯定了地圆说的可信与可靠。他在《格致草?自叙》中提出：西周末年“重黎子孙窜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专门。”熊明遇对此说未作具体的论证，但它却已昭示了在其后盛行一时的西学中源说的最主要的一种理念。可见熊明遇是承认当时西方天文学的优势，但却认为这种优势发端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影响。这反映了当时一些中国学者并不情愿接受中国传统天文学处于劣势的事实，而试图寻求某种安慰的心态。方以智在其著作《物理小识》中也力主西方传入的地圆说，并用十分形象的文字描述：“地形如核桃肉，凸山凹海。”但他也指出地圆说的某些论点在中国古代名著《周髀算经》中已经论及。由此他认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是可信的。这是对熊明遇说法的重申和具体的论证。

　　前4世纪的中国法家思想家慎倒就提到“天形如弹丸，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其势斜倚”，慎到认为天体是圆球形的，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地转动。战国时期的另一位政治家施惠提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地一体也”，认为既然天体是球形的，那大地也应如此，支持地圆说。对于天圆地方之说，略早前生活在前5世纪的曾子就有过困惑，当单居离问曾子关于是否有“天圆地方”之说时，曾子反问道：如果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不是有四个角露出来遮掩不住吗？曾子认为一个半球形的天穹要如何覆盖在一个方形的大地，可惜曾子没有进一步深思这个问题，却用答非所问的方式转移问题，他引用孔子的话：“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上述两派学者都是接受西方地圆说的，可以说是同一派人，而且持此两种观点的人是最为开放和先进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观点认为地圆说十分荒谬，持排斥的态度，如宋应星，王夫之，杨光先等人。

　　七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佚著四种，其中有一种名《谈天》，里面谈到地圆说时有如下说法：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虚悬于中，凡物四面蚁附；且以玛八作之人与中华之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宋应星所引西人之说来自利玛窦。然而宋应星所持的天文学理论极为原始简陋。例如他甚至认为太阳并非实体，而日出日落被说成只是“阳气”的聚散而已。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抢了抨击西方地圆说，他既反对利玛窦地圆之说，也不相信这在西方是久已有之的：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则地之欹斜不齐，高下广衍无一定之形审矣。而利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王夫之本人缺乏球面天文学中的经纬度概念，力斥“地下二百五十里为天上一度”之说为非，认为大地的形状和大小皆为不可知：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呆者，可叹也。这个批评明显不够专业，而且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

　　如上所述，明末清初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一种全新的与传统概念完全不同的知识，中国学者经历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三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勇于摒弃旧说，接受新的观念；第二种，与第一种相似，但是尽力找寻中西学说的相合点，虽然内心承认西来学说的先进性和正确性，却尽力证明西学中源的说法，力图拔高中土学说，给自己一些心里的安慰；第三种一味固守旧说，拒绝新的观念，这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也同当时学者固有的观念有关。究其原因，与其相关知识的缺乏有关，例如几何学，物理学等，几何学是西方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工作的重要工具，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几何学却十分陌生，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和运用西方天文学知识。由于没有了解西方天文学的完整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地圆说”的同时，必然要用原有的传统的天文学体系来对其进行理解，这样就导致了对西方天文学说的误解和批判。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最大的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