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顾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总体来说，日本采取的是积极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贸 中国对日　　　 中国从日 增长率
年份 总额　 增长率 易总额的比重 本出口额 增长率 本进口额
1972 10.4　　　　　　 16.5　　　　4.1　　　　　　　6.3
1973 19.5　　87.5　　 17.8　　　　8.4　　104.9　　 11.1　76.2
1974 31.3　　60.5　　 21.5　　　 11.4　　 35.7　　 19.8　78.4
1975 38.0　　21.4　　 25.8　　　 14.0　　 22.8　　 23.9　20.7
1976 30.4　 -20.0　　 22.6　　　 12.2　　-12.9　　 18.2 -23.8
1977 34.7　　14.1　　 23.4　　　 13.6　　 11.5　　 21.1　15.9
1978 48.2　　38.9　　 23.3　　　 17.2　　 26.5　　 31.1　47.4
1979 67.1　　39.2　　 22.9　　　 27.6　　 60.5　　 39.4　26.7
1980 92.0　　37.1　　 24.3　　　 40.3　　 46.0　　 51.7　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　 中国对　　　　中国从　
年份　　　　 增长率　贸易总额的　 日本出 增长率 日本进 增长率
　　 总额　　　　　　的比重　　　 口额　　　　　口额
1981 99.8　　8.5　　 22.7　　　　 46.0　 14.1　 53.8　　4.1
1982 87.6　-12.2　　 21.1　　　　 48.6　　5.7　 39.0　 -27.5
1983 90.8　　3.7　　 20.8　　　　 44.6　 -8.2　 46.2　　18.5
1984 127.3　40.2　　 23.8　　　　 53.5　 20.0　 73.7　　59.5

1985 164.3　29.1　　 23.6　　　　 56.1　 4.9　　108.3　 46.9
1986 138.6　-15.6　　18.8　　　　 43.6　 -22.3　 95.0　-12.3
1987 131.6　-5.1　　 15.9　　　　 59.2　 35.8　　72.4　-23.8
1988 146.3　11.2　　 14.2　　　　 72.9　 23.1　　73.4　　1.4
1989 146.6　 0.2　　 13.1　　　　 81.5　 11.8　　65.2　-11.2
1990 166.0　13.2　　 14.4　　　　 90.1　 10.6　　75.9　 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增长率(%)
1979-1982　 5　　　　7.6　　　　　　　0.81　　　　　 ——
1983　　　　52　　　 0.95　　　　　　 1.86　　　　　 129.6
1984　　　　138　　　2.03　　　　　　 2.25　　　　　　21.0
1985　　　　127　　　4.71　　　　　　 3.15　　　　　　40.0
1986　　　　94　　　 2.83　　　　　　 2.63　　 　　　-16.5
1987　　　 113　　　 3.01　　　　　　 2.20　　 　　　-16.3
1988　　　 237　　　 2.76　　　　　　 5.15　　 　　　134.1
1989　　　 294　　　 4.39　　　　　　 3.56　　 　　　-30.9
1990　　　 341　　　 4.57　　　　　　 5.03　　 　　　 41.7
合计　　　 1401　　 32.85　　　　　　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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