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与影响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摘要]：近年来，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频频亮相，积极发挥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阐述了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含义，探析了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维护和保障人权、提供信息、游说政府、促进国际法的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等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国际人权组织 作用 影响

　　一、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内涵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是指“各国民间的团体、联盟或者个人，为了促进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人道主义及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们的国际联合体”。

　　联合国给非政府人权组织下的定义是：确保人们了解他们的权利和要求权利的手段，为个人或集体受害者起诉，或支持受害者这样做，作出人权呼吁，监督、调查和报告各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使用可靠的公共程序来提出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问题，通过游说来影响与侵犯人权的国家有关的政府外交政策，动员利益集团和建立人权标准。

　　西方学者认为：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和政治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自身并不追求权利的私立组织。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五个基本特征。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兴起源于西方国家，之后在非洲、南美、和南亚，大量地方性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人权领域。非政府人权组织是人权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当代国际人权事务中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的、事实上的国际行为主体。

　　全球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大赦国际”， 成员超过150多万人，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500多份报告文件，并组织各种人权主题活动，给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施压；最小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香港人权监察”，只有两名专职工作人员。据统计，至少有250个非政府组织在积极从事跨国人权活动，参与国际人权法规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倡议；截止1993年，至少有1500个与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存在。随着更多的国家走上民主法治道路，这个数字将不断增加。

　　二、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

　　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报告中，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报告声明：“甚至粗略地检验非政府组织参与决策体系和联合国的运作行动，也显示出，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不仅证明了《联合国宪章》第71条款内容的正确，而且它还远远超过了执行法律条款的原有范围。非政府组织具有对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询地位，有资格参加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作口头声明和提交简短的书面声明，这些声明被翻译成联合国使用的各种语言，并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传阅。”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增长，在人权保障、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科学发展、疾病防治、扶贫救助、妇幼教育、体育健身及裁减军队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它们在促进国际法的编篡和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参加国际诉讼程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

　　非政府人权组织一般通过提出新的国际条约草案、参加谈判、起草条约或游说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等方式促进国际人权标准或文件的制定。它们充分发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人权领域的经验和比较超然的地位等优势。经常开展演讲、发起人权运动，力争使制定出来的人权标准或文件反映其观点和呼声。如1894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积极倡导和协助日内瓦会议并促使该会议通过了《改善战地陆军伤病员待遇公约》；上世纪70年代，“大赦国际”发起一场反酷刑运动，直接推动了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通过；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有170多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环境保护组织”直接介入了起草有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1997年12月，非政府组织（NGO）努力促使122个国家在加拿大达成《关于禁止使用、储存和出售地雷的公约》；2000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15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关于全球化的讨论；目前“大赦国际”正致力于敦促更多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希望与联合国共同构建一个国际人权保护体系。这些事件不断扩大非政府组织影响，使它从国际问题的旁观者变成全球政策的制定者之一。

　　（二）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和人权监督

　　1、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缔约国报告程序里的作用

　　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报告程序中的作用因程序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首先，在缔约国准备或起草国家报告阶段，它们可以鼓励或提醒国家按时提交报告，积极地促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还可以参与报告的讨论，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协助国家起草报告。其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原名人权委员会）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阶段，非政府人权组织可以为人权理事会审查报告的工作提供相关的信息。第三，公开和宣传国家报告及人权理事会做出的结论性意见，监督国家是否认真实施了人权理事会的建议。第四，在缔约国没有提交报告的情况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时会综合包括非政府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做出结论。在一国政府没有向人权理事会提供它怎样考虑实施公约义务的信息的情况下，人权理事会必须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结论。这些资料当然包括官方文件中的数据和非政府渠道得来的信息。大家知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当严重，部分官方数据往往不够真实。倒是民间组织和老百姓愿意说实话真话，面对虚假的统计数据，一位不肯造假的女职员气愤地说：“我只会生孩子，不会生数字！” 尽管官方数据有“水分”，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相信，毕竟政府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大部分统计数据还是能够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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