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企业文化差异对我国汽车企业的影响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无法逆转，它加速了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使得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这并不说明地理区位将变得不重要。全球化和本地化过程同时存在，企业间分工合作使位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生产过程高度依存，进而形成全球生产网络[1]和地方企业网络。1980年代以来，企业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区域竞争优势的源泉[2].早期的集群研究对象一直是中小企业，而忽略跨国企业的参与和影响[3].

　　跨国企业已普遍存在于集群网络中，且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已有理论对其阐述较少，因而应非常重视跨国企业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4].此外，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除了受资源禀赋、区位、分工和政策等因素影响外，企业文化对其影响也日益加剧。企业文化是企业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员工的所为和管理规范反映出来的经长期形成的经营管理观念或价值观体系[5].纵观30多年以来的国内外企业文化研究发现，世界企业文化尤以欧美和日本最为典型。企业文化管理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初始实践于日本，1980年代在美国形成系统的理论[6].这主要是由于1970年代末，日本企业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对美国形成挑战，这便引发国内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其研究表明，日本企业的成功在于其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1980年代初期，美国连续出版了系列较有影响的著作，并主要基于“日本的成功和美国的复兴”这个中心来探讨企业文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企业文化研究“四重奏”——《日本的管理艺术》[7]、《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8]、《企业文化》[9]和《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10],这也标志着全球企业文化研究浪潮的兴起。

　　1980年代中后期，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及其先进管理理念开始涌入中国，因而有关企业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焦点。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不同国家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居多，尤其关于欧美日企业文化差异或企业管理模式差异的研究[11-14],而结合不同国家企业文化差异与跨国企业驱动型产业集群或企业网络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则非常匮乏，仅纪慰华和曾刚等学者探讨中德企业文化差异对上海大众汽车供货商网络的影响[15-16].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借助“市场换技术”战略陆续引入西方国家的跨国汽车企业，而上海汽车企业网络与广东汽车企业网络正是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前者以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为代表的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而后者则是由于本田、日产和丰田等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欧美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差异及其对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和广东汽车企业网络发展的影响，从而为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借鉴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来促进地方汽车企业网络更好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欧美企业文化与日本企业文化差异

　　1.1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欧美企业提倡个人主义，重视个人潜能的发挥，鼓励员工竞争、创新和冒险，并强调在公平竞争与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因而员工流动现象较频繁。与之相比，日本企业则强调集体主义或团体精神，反对个人对所属集体的不忠诚或“脚踏两只船”,倡导通过集体的发展来促进个人发展。

　　1.2 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

　　欧美企业尊崇法律和制度，强调按理性主义信条办事；强调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目标，与员工的关系是以契约形式确定的利益关系，而忽略员工间的合作；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以是否符合实际或逻辑为标准。这种重“理性”而轻“情感”的企业文化尽管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管理过于刚性。日本企业倡导感性主义，排斥理性逻辑的管理思想，崇尚道德或情感的力量而非利益驱动；倡导员工、企业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以及员工间的和睦相处；提倡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促进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团体意识，以及员工间的交流和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但这不利于员工个人潜能的发挥和优秀人才的获取。可见，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适应市场经营环境的灵活性相对较差。

　　1.3 平等观念与等级意识。

　　欧美国家与企业崇尚自由平等和法律制度，不相信权威，强调在自由平等与纪律的对立统一中协调着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强调唯才是用、优胜劣汰，这利于对青年人才的挖掘和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日本企业等级观念较严重，强调权威和论资排辈，这显然不利于调动青年员工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欧美与日本的企业文化泾渭分明、各有所长，但它们并非绝对排斥，而是互补、渗透和融合的关系，如欧美企业保持竞争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企业间的合作，而日本企业保留其合作特点的同时，也不断加入竞争的机制。

　　二、企业文化差异对上海、广东汽车企业网络的影响

　　2.1 企业文化差异对汽车“整零关系”模式影响。

　　由于欧美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存在差异，因而欧美“整零关系”模式与日本“整零关系”模式也具有相应的差别，其中前者属于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的平行供应模式，其整零企业之间的选择较自由，平等观念较强，即整零企业均独立平行发展，一个零部件企业可以同时成为多个整车企业的供应商，一个整车企业也可以择优选择零部件企业作为其供应商，彼此之间是一种合同契约关系（图1a）；而后者属于塔式供应模式，以合作为基础的转包企业关系模式，等级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整零企业之间供应关系紧密且稳定（图1b）。

　　2.2 文化差异对上海、广东汽车企业网络组织的影响。

　　2.2.1 通过对网络成员“进入权”难度差异影响。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因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并受欧美企业文化的影响而不断发展。由于欧美企业文化强调平等、自由和竞争，因而大众和通用强调通过技术标准控制网络成员的“进入权”,即网络成员技术必须符合整车企业的要求，否则无法获得配套资格。此外，整车企业选择供应商往往“货比三家”,通过采用诸如招标的竞争方式进行比较，因而供应商进入整车企业配套供应系统的机会相对公平。广东汽车企业网络因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并受日本企业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由于日本企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感性主义的观念，因而日本跨国整车企业为了防止技术外溢，其零部件配套体系较为“封闭”,这使得中国本土供应商进入日本采购体系的难度非常大，而优先选择的对象主要是日本零部件企业。例如，到 2005 年为止，在广州本田的供应商企业中，日本在华独资、合资生产的企业分别占20%和45%左右，而欧美和中国的企业分别占 15%和 20%左右，而且不足70%的日系企业却占采购价值的90%左右[17],而且他们一旦形成供给关系，一般不会轻易更换，稳定性较高。可见，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相对于日本跨国汽车企业来说，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进入前者组建的企业网络的难度和稳定性要弱于后者，而竞争激烈程度总体上要强于后者。[LunWenData.Com]

　　2.2.2 通过对东道国企业网络组建速度差异影响。随着上海对零部件本地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德国大众在投资初期阶段往往要求原母国供应商跟随进入上海。尽管如此，由于欧美国家平等观念比较强，其整零企业均独立平行发展，加之中国当时轿车市场前景未知，因而其原母国供应商跟随进入的比例较小。而日本集体主义、等级观念很强，其跨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可以要求或迫使其母国大批供应商跟随进入中国，并建立独资或合资企业，使日本整零企业在华自成体系，如广汽丰田配套的日本独资或合资供应商，绝大部分是于2004年左右跟随日本丰田进入广州汽车企业网络的（表1）。可见，由于企业文化差异的缘故，与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日本跨国汽车企业在海外投资并组建其主导下的地方企业网络往往更加迅速。

　　2.2.3 企业文化融合发展对地方企业网络组织影响。随着汽车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以及产品开发周期越来越短，目前欧美整零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早期纯粹以市场为基础的供应模式，而是愈益关注彼此的合作。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文化保留了其合作的特点，并不断加入竞争的机制，这也使东道国地方企业网络组织发生诸多变化。如日本零部件企业实现了向原整车企业供货的同时，论文格式还可以同时向全球多家整车企业提供配套，这使得日本零部件企业开始独立运作，摆脱了传统的附属关系。此外，随着中国政府对零部件供应本土化的要求愈益强烈，日本跨国整车企业对华本土企业供应范围的限制作用也开始减弱，即本土企业可同时为多家日本跨国整车企业进行供货（图2）。可见，传统的欧美日企业文化的相互融合趋势必将影响上海、广东汽车企业网络组织的变化。

 　　2.3 企业文化差异对上海、广东汽车企业网络创新的影响。

　　2.3.1 正面影响。由于欧美企业文化强调自由、平等和竞争，因而对所有进入整车企业配套供应系统的零部件企业来说，机会相对公平，这必然迫使网络成员为了获得“进入权”而加强创新学习。肖斌研究也发现，在此自由选择模式下，迫使零部件企业改进技术且提升管理水平，但此模式加剧了竞争，也消耗了很多资源[18].因为欧美整零企业之间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协调，技术交流有限，而且整车企业派技术人员对零部件企业进行技术指导较少，这不利于整个地方企业网络的创新升级。而日本企业文化由于强调集体主义和感性主义，因而整零企业之间关系紧密，技术交流频繁，并能实现较好的协作。如丰田公司在与供应商知识共享方面要明显好于美国，丰田公司每年派人到供应商那里传授技术知识的时间是13天，而美国的三大汽车巨头是6天[19].美国规划远景公司研究表明，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一直忽视与零部件企业建立良好的业务关系，这使得企业新产品开发周期延长，工作效率低下，美国汽车制造商设计一款新车通常需要2—3年，而丰田与本田仅需1—1.5年[20].可见，欧美、日本的跨国汽车企业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网络成员以及整个企业网络的创新能力的提高，但由于企业文化存在差异性，日本跨国汽车企业对网络成员的创新作用更加显著。

　　2.3.2 负面影响。一级供应商由于技术水平较高，基本具备与整车企业同步开发设计的能力，因而也是跨国整车企业进行内部化技术转移的重要对象，而且不同性质的一级供应商构成比例可以较好地反映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的技术控制程度。由于日本企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对技术控制更严格，因而其跨国汽车企业（尤其是丰田和本田），在其进入中国的一级供应商独资与合资比例较高，基本上达70%以上，且总体上要明显高于欧美在华的独资、合资企业[21],这表明相对欧美跨国汽车企业来说，日本跨国汽车企业与其网络成员之间的技术交流尽管更加频繁，对地方企业网络的创新作用要更强，但这仅限在其“封闭的供应商网络”范围内。

　　在研发方面，丰田和本田的汽车研发机构主要在日本本土和美国，并均在德国设立其辐射欧洲的研发机构，在中国没有真正的研发中心（截止到2010 年 7 月 5 日之前）（盖世汽车网，2010）。直至2011年10月22日，随着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在常熟进行开工建设，这才标志着日本丰田开始改变一贯实行严格技术控制的策略。而美国通用汽车于1997年在上海组建中国首家独立的中外合资汽车设计开发中心—上海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并依托其强大的技术资源，促进了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的创新升级。可见，日本跨国汽车企业对华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强度并不显著，对地方企业网络创新升级的贡献相对欧美来说更为有限。

　　三、企业文化差异对上海、广东的本土汽车企业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欧美日企业文化差异对地方企业网络发展的影响，笔者尝试在上海和广州分别选择一家本土零部件企业（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和广州骏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而它们分别受欧美、日的企业文化影响而成长起来，而且其成立时间、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等方面相同或相似，因而所选案例企业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1 企业文化差异对本土企业空间结网影响。

　　3.1.1 对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空间结网影响。欧美企业文化强调平等、自由、竞争和创新的理念，因而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配套范围得到迅速扩大，其产品目前除了上海大众以外，还同时为上海通用、沈阳金杯、一汽大众、安徽奇瑞和海马等整车企业配套，而且还是上海大众、一汽集团、一汽大众、德国大众亚太部和法国法雷奥集团的A级供应商。此外，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在德国大众与美国通用等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的帮助下，从1998年开始的小批量出口到现在产品远销至欧美、东南亚、东亚等国家和地区。可见，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不仅与在华欧美汽车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获得迅速发展，而且开始开拓国际市场，其对外网络联系也得到迅速发展。

　　3.1.2 对广州骏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空间结网影响。通过引进跨国汽车企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广州骏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并开始陆续为一汽红旗、日产蓝鸟、神龙富康等轿车配套内饰件。1999年通过了广州本田QAV质量体系评审，它成为了广州本田雅阁轿车内饰件的供应商，而且目前主要配套产品包括广州本田的地板地毯和仪表台隔音件、风神地板地毯以及南海福迪地毯等，即主要为日系跨国汽车企业进行配套，暂时还没有与欧美跨国汽车企业之间存在网络联系，而且并未像欧美跨国整车企业的供应商那样可以自由地同时为多家整车企业进行配套，这除了与该企业本身因素有关以外，更为主要的是与日本企业文化倡导集体主义，强调对集体的忠诚感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步伐。[论文网 LunWenData.Com]

　　3.2 企业文化差异对本土企业创新升级的影响。

　　3.2.1 对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创新升级影响。由于欧美企业文化倡导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冒险，强调按照理性主义的信条办事，因而对于中国本土企业来说，机会相对公平，有利于自主创新。因此，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在为欧美跨国汽车企业配套的过程中，其创新能力得到迅速提升。目前已经成立研发中心和试验中心，为企业新品研发、新技术运用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并得到德国大众和上海通用的认可；自主研发的车身电子控制器、汽车开关和汽车继电器等新产品均已达到世界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引入国外的汽车控制器生产技术，从而提高了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年平均开发50只新产品，即加速企业的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与国内外诸如北美通用等著名厂商进行产品开发合作，并与国内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技术交流合作，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升级。

　　3.2.2 对广州骏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创新升级影响。据广州本田生产规划，2002年陆续开发新车型“奥德赛”和“雅阁”3.0轿车的内饰件且产量逐年增加，而广州骏安公司作为供应商也必须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改进生产技术工艺以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22],其创新能力得到逐步提高。尽管如此，由于日本企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与所属集体离心，因而日本跨国汽车企业驱动下的广州汽车企业网络内的频繁技术交流仅限于“封闭的供应商网络”内。广州骏安公司尽管成为广州本田的供应商，但因供应商级别较低，主要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因而无法获得本田的核心技术转移，进而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升级难度很大。可见，广州骏安公司只有继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重视产品质量以及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才能确保其供应商资格。

　　四、对策

　　4.1 博采众长，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欧美日等国家跨国汽车企业正是由于拥有独特的优秀企业文化，才使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可见，全球企业文化逐渐与经济发展融合，对本土企业及企业网络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尽管如此，与欧美日等国家相比，中国企业文化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上海、广东的本土汽车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在坚持其传统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层次企业文化是我国本土企业走向世界，参与更高水平的竞争的必由之路，即通过学习欧美日企业文化中的精华，且与中国企业文化融合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全面提升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竞争力和创造力。

　　4.2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通过“市场换技术”战略引入西方国家的汽车生产技术，但其技术往往为中低端水平，核心技术几乎没有，因而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绝非核心技术的引进，而只能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强来实现。尽管中国在传统汽车领域很难追上西方国家，但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应用方面与西方国家基本处于同一平台，这将是缩小与国外汽车技术差距的重大机遇。基于此，中国汽车企业应当充分强化“政产学研用”结合的发展思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争取掌握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知识产权，这为中国成为新的汽车行业标准制定者提供了可能性，进而缩短与国外汽车行业的差距。也只有如此，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才可能尝试借助其部分技术优势与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进而通过整合全球相关技术资源来促进中国汽车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4.3 强化零部件企业集团化发展。

　　零部件产业是支撑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关键核心零部件，它已成为跨国整车制造企业产业链延伸的重要方向[23].198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大批本土零部件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企业规模小而散、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这将严重制约我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迈进，因而中国应将部分有竞争优势的零部件企业从一些“全能型”汽车企业中分离出去，使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并通过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来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集团，进而打造其自主品牌；然后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引导下，鼓励本土零部件企业集团对关键核心模块的研发活动，并争取获得部分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进而促进其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可见，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除了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外，还要重视零部件的企业集团化发展，这样才能与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汽车企业同台竞技，才能不断提高其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

　　五、结论

　　欧美企业文化强调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平等观念，而日本企业文化则强调集体主义、感性主义和等级观念；欧美跨国汽车企业与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相比，中国本土企业进入前者组建的企业网络难度与稳定性要弱于后者，而竞争激烈程度要大于后者，且后者在海外组建地方企业网络相对前者更为迅速；尽管后者比前者对地方企业网络的技术扩散作用更为频繁，但这仅限其“封闭的供应商网络”范围内，其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封锁更加极端。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企业文化的跨国汽车企业对本土案例企业空间结网与创新升级的影响，进而更加明晰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发现，上海本土案例企业与广州本土案例企业相比，前者接受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的技术扩散作用较强，其配套范围、对外网络联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更加迅速，并成为A级供应商，而后者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取得配套资格，配套范围较小，且在供应商网络中的地位较低。基于此，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必须继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零部件企业集团化发展，同时要博采众长，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等措施来逐步缩小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跨国汽车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尽管如此，本文忽略了欧美国家企业文化之间依然存在差异性，这也是作者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