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制度与电影发展的双重变奏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4-0099-02
一、当代中国电影制度与发展扫描
“制度,是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建立和遵循的秩序规则、活动空间和活动范围,是一套规则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的行为规范和体制架构,它同时也渗透着人类非理性、非正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1]人类社会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制度日益重要,是一种社会文明的外化。我们活在相应的社会制度之下,遵循制度处理各种状况,电影,作为一个社会的客体,也不例外,在所处的电影制度之下伸缩变形。
新时期以来(1977-今),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过渡时期。1981年,《大众电影》发表《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一文,呼吁中国电影立法。“1988年出台了《电影审查条例「修改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电影审查机关及其职权,电影审查标准等焦点问题,迈出了电影审查降低行政干预、走向法制化的重要一步。1989年3月2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了《关于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决定从1989年5月1日起,对部分影片实行分级制度,旨在保护广大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为广大的青少年和儿童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2001年国家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电影审查制度。”[2]2004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进行电影促进法起草。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电影产业促进法》,2017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至此,中国电影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从国家层面给予了重视,电影本体和整个电影行业都有了法律的依托。
1949年至2017年,中??电影审查从完全以政治因素为主导走到了法制文本的确立,不仅是中国现代化法制民主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电影业自身体量无法再被忽视的体现。2017年,中国电影早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网生代、IP、网络大电影、国际资本、好莱坞分账大片、境内外电影节、电影展、新生代跨界导演、各种热资本投入,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难以预料的时期,小镇青年的观影群体逐渐崛起,二三线小城市的影院放映也逐渐放出潜力,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势使电影法的出台变得迫在眉睫。电影审查的标准顺应时代变革,在几十年的历史激流中逐渐成熟和更新,以自身力量塑造中国电影的发展。
二、电影制度与电影发展的变奏
电影内涵的复杂属性使它同别的艺术形式区分开来,它具有商业、政治、艺术三重属性,制度的镣铐一直无法放松,而戴着镣铐舞蹈则是中国电影必须学会的技巧。通常来说,“电影审查涉及审查主体、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审查实施方法和审查结果的落实与监控管理等广泛内容。”[3]我分为两个主体来展开论述:电影本体与电影产业。
(一)电影本体
从电影本体出发,审查制度对电影的影响因素其实是“点状”的。即这种影响是单独对某部作品造成的影响。通常是内容控制、生产制作与经济效益三个方面。
内容控制。电影审查通常是“通过政治权力对艺术创作在社会上的传播进行限制的一种手段”[4]。它最主要的限制就是影像传播的内容。对内容进行控制的原因多种多样,政治原因首当其冲,十七年时期以及文革期间,中国特殊的政治局势,使电影拍摄的内容变成了政治图解的工具,各方政治力量斗争在电影的走向中清晰可见,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电影创作指南,不符合社会主义创作思想的影片被极大批判,这使得英雄电影、样板戏电影被大肆拍摄,《董存瑞》《青春之歌》《羊城暗哨》《林则徐》等英雄电影塑造了一个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样板戏电影单调地存在了相当长时间。出于政治原因的审查标准一直都是内容控制的基本原则,一部电影要想顺利与观众见面,首先不能触碰的就是政治底线,我国目前的电影审查中,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涉及宗教、民族等特殊领域的电影拍摄仍然需要特殊的要求,杜琪峰的《树大招风》因为涉及香港问题而无法在内地上映,《无间道》也因为政治原因,在香港和内地分别上映了不同的版本。
而除了政治原因以外,道德伦理也是内容控制的重要原则,一部影片的内容如果有涉及淫秽、色情、暴力等因素,在拍摄甚至上映以后遭到限制的情况非常多,“伦理危机”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危机,其实质在于道德自律体系的日益他律化[5]。电影作为一种视频传播媒介,受众面非常广泛,在中国目前没有进行分级制度的情况下,电影道德伦理内容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观众没有限制,就需要通过内容来限制传播效果,这是保持银幕净化的重要手段。李安的《色?戒》、王全安的《白鹿原》虽然并不是刻意拍摄情爱场面,但是还是遭到了被剪辑的命运,虽然有损整部影片的叙事和人物刻画,但仍然从客观上保证了银幕的“安全观赏”。
生产制作。我们试图考虑制作一部电影最关键的是剧本、导演,还是投资,如果处在电影工业体系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因素,就是审查制度。而这个因素却是最重要的,因为无法按照审查制度去拍摄影片,意味着影片可能遭到无法拍摄的状况,甚至拍摄之后无法上映。冯小刚的《私人定制》原计划12月12日上映,但因为审查问题推迟,冯小刚笑称“我拍的电影没有不改的[6]”,宁浩的《无人区》从拍摄开始就几度停拍,拍成之后送审多次才得以上映。 经济效益。电影是艺术品,也是商品。导演在拍摄完成一部影片之后,无论前期投入多少,都希望通过上映后的票房得到有效的回报,尤其是在一个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内更是如此,投资、收益、再投资的良性循环才能继续下去,若是电影因为审查原因无法上映,制作者就无法收回制作成本,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很难有后续的影片,因此可以说,审查制度是掌握着一部影片的生杀大权的。这在国内的独立艺术影片中非常常见,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贾樟柯的《站台》,娄烨的《浮城谜事》,这些影片都因为无法通过审查顺利上映而收不到经济效益。
以上三个影响是从电影本体的个体来看的,而将这三个方面加以延伸,就可以看到电影审查制度对于电影产业的影响,它们相互联系非常紧密,由此及彼,共同作用于中国电影。
(二)电影产业
产业自律与规范。电影审查制度的逐步更新与升级,其实是伴随着随之而来更复杂多样的问题。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审查制度变化,我们会发现,条例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多越细致,是因为中国电影的状况越来越复杂,从最开始电影审查几乎只针对政治性的内容,到如今,审查内容延伸到电影的方方面面,甚至是电影制作者的道德素质,电影审查的内容控制与标准,是为了规范整个电影行业,从而增强电影制作者的自律意识。
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审查制度从制度的层面做了引导,对于建立一个完善的电影工业有巨大帮助。电影审查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规定什么不能做,事实上也在规定什么可以做,这种导向性恰好可以引导一个行业的走向。中国目前的电影产业发展还是一盘散沙,虽然资本巨大,市?龉憷?,机会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架构。美国的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都是依据自己的国情建立了适宜的电影工业,好莱坞的电影审查经历多年的变化,形成了一种电影体系内的审查博弈,“促使创作者在边界里面寻找能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从而推动了好莱坞电影一套意识形态表达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类型话语的形成”[7],坏人受到惩罚,大团圆结局都是好莱坞惯用的手法,既在审查范围内拍摄了观众喜欢的情色与暴力,又完成了坏人终有报应的道德宣教。好莱坞不仅戴着镣铐舞蹈,还完成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而中国的审查制度,似乎还没有成熟到引导产业走向自己的方向。
风险评估与测试。对于电影产业的商业属性来说,电影审查可以视为一个投资风险评测的风向标,是助力电影产业良性发展的必要标准。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只有投资收到回报才有信心继续新的投资,因此,将审查标准视作投资的风向标,对投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不适应审查标准的电影难以在市场上上映,继而难以收回投资。投资对于电影产业来说,是维持运转的血液,因此,以此为标准进行更合理的投资是保障电影业蓬勃发展的动力。
三、结语:激活制度与生产力的双重效应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资金,也不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而源于组织制度本身。制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它直接决定一个行业的运转、态势及其发展。”[8]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急需激活制度生产力,让制度带动电影产业的崛起。激活审查制度的生产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查体系,才能更加有利于推动中国电影站上新的高地。